郭罗基作品选编：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把握舆论导向”即扼杀多种声音
   中国的新闻出版作为“党的喉舌”，不仅发出党的声音，还要控制别人的声音。不是党的声音也是党愿意听的声音，于是就“舆论一律”了。
   保证“舆论一律”的方针叫做“把握舆论导向”，“把握舆论导向”的执行机关是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宣传部。所谓“把握舆论导向”就是鼓励和放纵某些舆论，压制和反对某些舆论。根据毛泽东留传下来的植物分类学，将所有的舆论分为两类，不是香花就是毒草。是毒草，必须锄掉；保证社会主义舆论阵地香花满园。其实，在花草之间决不止两类，除了香花和毒草，还有毒花和香草，还有不香无毒的花和无毒不香的草，还有既香又毒的花和既毒又香的草；更何况还有许许多多不开花、不是草和既开花、又是草的植物。带上简单僵化的二分法的有色眼镜，自然界的多种多样多姿多彩，一概不见了。舆论的自然状态也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正象自然界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社会界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江泽民在联合国的讲坛上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⑴说得对呀，可惜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拼命鼓吹多样性，在国内却极力消灭多样性。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孜孜以求“舆论一律”，还有什么多样性可言？中国政府因自己所受到的国际待遇而愤愤不平，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国际政治的规则：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上受到怎样的对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国内怎样对待自己的人民。
   §§社会舆论形成于思想言论自由市场
   社会舆论是怎样形成的？社会舆论形成于“思想言论自由市场”。“思想言论自由市场”的理论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的，著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s）又大加发扬，成为审视法律、判决案件的重要依据。⑵自由经济是商品、资本、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民主政治是思想、言论、信息的自由市场。思想、言论、信息的真假、对错、美丑、善恶、优劣必须到自由市场上去见高低，按照竞争的原则，优胜劣败。个别人的思想言论进入自由市场，被人接受，物以类聚，形成舆论。不同舆论的较量，逐渐形成主导的舆论。主导舆论的出现是以不同舆论的存在为条件，而不是压制、消灭不同舆论。不同舆论和主导舆论的形成都是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自然过程。“把握舆论导向”的方针则是舞弄指挥棒，只准唱“主旋律”。设计“主旋律”的前提是，假定一部分人的思想言论高于全社会的思想言论，而且不允许挑战，于是垄断原则代替了竞争原则。事实证明，“把握舆论导向”的人，因为出于垄断的姿态，根本不在乎正确与否，他们的思想言论水平往往比常人还要低。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完全违背普通人的常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毁灭正常人的理性。如果允许不同舆论竞争的话，何至于产生如此严重的灾难？
   人们的思想是主观的精神世界，发表言论，投入自由市场，形成社会舆论，这是客观的精神世界。“把握舆论导向”是企图以少数人的主观精神来改变社会上的客观精神，而且是强制推行，根本就不是运用精神的力量。
   §§舆论决定政府还是政府决定舆论？
   “把握舆论导向”的根据不是思想言论本身的正确性；即使是正确的思想言论，少数人也不能用强制的手段，以主观精神来改变社会上的客观精神。“把握舆论导向”究竟靠什么？靠的是政治权力。
   政府是否有权控制舆论？政府是人民授权的，它的产生和存在取决于人民的同意，也可以说取决于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表明人心向背，选举则是人心向背的数量化。人民授权就是舆论决定政府；政府决定舆论就不是人民授权。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告诉人们：在华盛顿纪念碑旁有一块小石碑，上面刻着这样的碑文：“美国决不设置贵族和皇室头衔，也不建立世袭制度。国家事务由舆论公决。”这一番话还是出自中国人之口。⑶在美国，政府的政策以及政府的更迭，就是由公众舆论决定的。
   在中国，舆论导向操在政府特别是共产党手中，人民必须“听党的话”。“听党的话”无非是听党的各级干部的话。这种制度早已由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开创出来，叫做“以吏为师”。人民必须拜官吏为师，官吏中的“伟大领袖”也就是“伟大导师”。所有官吏不仅管政治统治，还要管思想统治。邓小平曾经说过：“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人们以为他说的是学校教育。“六四”以后他特别说明：“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⑷在他看来，闹事是因为对人民的教育抓得不够，没有彻底消除舆论不一律。
   这种制度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天生的教育者，另一部分是命该的受教育者；同时，一部分“治人”，另一部分“治于人”。确定教育者的身分是因为有权“治人”，“治于人”者只能是受教育者。教育者必须为受教育者“把握舆论导向”。“把握舆论导向”就是多讲、专讲好消息，保证受教育者得到鼓舞；少讲、不讲坏消息，以免受教育者丧失信心。中国舆论界的报喜不报忧不仅仅是思想方法的片面，而是出于将人民视为群氓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舆论决定政府或政府决定舆论，这是两种制度的对立。
   §§“舆论一律”不是盲从就是作假
   舆论不一律，是社会的常态；“舆论一律”却是社会的变态。民主制度的存在正是以舆论多样化为条件。“舆论一律”是专制制度对人民精神上的强暴。上面“一言堂”，政策“一刀切”，下面“一窝风”，全国上下“一边倒”；没有制约，没有灵活，没有交流，没有平衡。“舆论一律”从社会的变态渐成病态。不能说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没有感觉到病情的严重，不然他们为什么大力提倡“精神文明”？但他们只是针对症状，没有针对病因。在维护“舆论一律”的条件下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结果还是精神堕落。近几年，中国文坛上调侃文学、痞子文学、颓废文学、色情文学纷纷出笼，就是对“舆论一律”的厌恶和逃避。
   舆论本来是不一律的，非要搞成一律，只有两种可能，不是盲从就是作假。
   盲从和作假首先严重腐蚀了人民。对政府是否有好处？
   统治者是喜欢别人盲从的，提倡盲从的人就会得到奖赏。上世纪50年代上海市市长柯庆施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结果，柯庆施得以提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0年代林彪鼓吹“紧跟毛主席”，“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结果，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成了载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垮台以后，出现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盲从者从一概都相信变成一概都不相信。原先的一概都相信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随风跟进，也很容易随风飘去。盲从的前提是追随的对象绝对正确，事实上不可能有绝对正确，只要一旦被人发现不是绝对正确，盲从者就会走向反面。所以，任何人物、政党、政府被人盲从不是好事，同时也潜伏着被人抛弃的危险。
   作假更不是好事。要求人们不发自己的声音而发党愿意听的声音，这就是演戏，根据剧情勾画脸谱、扮演角色，不作真人、不说真话。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人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受了“剧场假相”的蒙蔽。所谓“舆论一律”就是由人们演戏产生的“剧场假相”。演戏的人是不会受蒙蔽的，受蒙蔽的是看戏的人，是对“剧场假相”表示欣赏、从中得到安慰的人。林彪上演“四个伟大”，毛泽东受骗最深。所以他后来把“亲密战友”恨恨地称作“政治骗子”。被“剧场假相”害得最惨的是齐奥塞斯库。他自以为总统的地位固若金汤。1989年12月20日，他刚从外面回国，就把人民召集起来训话，照例是旗帜飘扬，热烈鼓掌。你看那，总统的威风气吞山河。谁料得，事隔两天，总统府陷落了；又隔一天，总统偕夫人死于非命。齐奥塞斯库制造了“剧场假相”，又深深地被自己制造的“剧场假相”所蒙蔽。又一个被自己制造的“剧场假相”所蒙蔽的独裁者是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他为了谋求总统连任，推翻事先制定的规则，决定由公民直接投票选举。自以为稳操胜卷，结果选举落败，滚下台来，阶下作囚。“剧场假相”的制造者总是自食其果！
   §§“舆论一律”破坏预警机制
   既然政府还要由人民来决定，人民发出什么舆论怎么能由政府来决定？政府决定舆论，舆论支持政府，不用选举，不会下台，有人认为这种巧妙的设计便能长治久安。实际上，“舆论一律”的制造者总是事与愿违，其后果不是长治久安，而是危机四伏。舆论不一律，社会矛盾得以及时揭露，导致政策改变以至政府更迭，都可以在和平的程序中进行。这是民主制度的好处。“舆论一律”，掩盖矛盾，社会危机往往在不可预期的时间、意想不到的问题上突然爆发。齐奥塞斯库的一朝覆亡，苏联的顷刻瓦解，其实危机早已潜藏在“舆论一律”的迷雾之中。中国也经历过很多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1999年的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事件，有谁料到？不是连“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惊惶失措吗？“舆论一律”破坏了预警机制，政府也就失去了安全行事的保证。
   一个政府迷上了“舆论一律”就象抽上了鸦片，表面上自我感觉良好，实质上戕害自己的健康；而且越是内囊空虚，越是依赖“舆论一律”来提精神，越是需要“剧场假相”作自我安慰。嗜好上了瘾，陷入恶性循环。
   “舆论一律”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人民固然没有好处，其实对政府也没有好处。那么，为什么还要迷恋？
   注：
   ⑴《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9月7日。
   ⑵See Abram v. United States, 250 U.S. 616.630 (1919) (Holmes,J., dissentony).
   ⑶见《中国公民人权读本》，第48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清朝人徐继畲（
   1795-1873）推崇美国的政体，在《瀛寰志略》中写道：“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1853年，被浙江宁波府镌刻于石，赠送美国。
   ⑷《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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