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39人权和公民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人权是规定公民权的根据
   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作为一定国家的成员就是公民（或国民）。公民，这一概念使不同国家的人作出区别；人，这一概念使不同国家的公民发生联系。
   作为一定国家的成员，标志是拥有国籍；公民，也可以说是拥有一定国籍的人。
   国籍的变更，一个国家的公民就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国籍无论怎样变更，人总是人，所以人是公民背后的不变的本质。对公民的管治，是一国内政；把人不当人，就不是一国内政了。
   作为人，享有人权；作为公民，享有公民权。不同的国家，公民享有的公民权可以有所不同；所有的国家，一切公民作为人享有的人权没有什么不同。人权是公民权背后的共同本质。侵犯公民权，违反了国内法；侵犯人权，不仅违反国内法，而且违反国际法。
   公民权是公民作为个人享有的个体人权。国权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享有的群体人权。国家保障公民权就是在群体人权中实施个体人权。如果国权不能体现群体人权，也就无从实施公民的个体人权。
   一切人的普遍人权只能通过不同的国家来实施。由国家用法律规定来实施的人权就是公民权，也可以说，公民权即规定人权、实有人权。公民权是需要规定的，是法定利权；人权是不需要规定的，是天然利权，不需要规定的人权即推定人权、应有人权。由国家规定的公民权，是属于一国的范围，在别的国家是无效的；而不需要规定的人权则超出了一国的范围，是普遍有效的。国家根据什么来规定公民权？规定公民权的根据正是人权。作为规定公民权的根据的人权，是先于法律、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对于公民权的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充分，必须根据人权进行矫正。
   §§中国宪法关于公民权的规定
   中国关于公民权的宪法条文，1954年宪法为14条。1975年宪法仅为两条，较之1954年宪法是大倒退。这是世界上公民权最少的一部宪法。1978年宪法为12条，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部分规定。1982年宪法为18条，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有所补充。对公民权条文的任意增删，不能说是对公民宪法利权的尊重。现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利权的规定，大体上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人身权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和住宅。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二，自由权
   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
   三，平等权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不得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四，参政权
   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五，宗教信仰权
   包括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权。
   六，监督权
   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取得国家赔偿权。
   七，社会经济权。
   八，文化教育权。
   此外，还有对于特殊群体的利权的规定，如妇女、儿童、老人、华侨、残疾人等。
   1954年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在1975年宪法中把“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取消了。1978年宪法没有恢复。1982年宪法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上平等”（equality under the law）和“法律面前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实质上是一致的的。法国和德国的宪法性文件表述为“法律面前平等”，英国和美国的宪法性文件表述为“法律上平等”，在西方的法学家看来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中国的法学家却找出差异来了，认为“法律面前平等”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因为包括了立法上的平等而变得“含义不甚确切”，故认为1982年宪法的规定与1954年宪法的规定有所不同。⑴
   §§公民不同于人民
   为什么公民在立法上不能平等？按照中国宪法学的解释，因为公民不等于人民，公民中有一部分是人民的敌人。人民和敌人是专政和被专政的关系，所以不能平等。关于人民和公民的关系是中国宪法上的一大悖论。
   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的主体是人民，不是公民。而宪法第二章规定，利权的主体是公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公民代表大会。但是人民代表大会不是从人民中产生，而是从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中产生的。宪法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这样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年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对所有公民的全称判断。紧接着一个但书：“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利权的人除外。”这个但书并不能改变前面的全称判断，因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利权的人”来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否则无从剥夺。
   公民的利权产生了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权力能否保障公民的利权？按照中国法学家的意见，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应是：在不平等的法律面前的平等。人民可以立一个不平等的法，然后要求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既然法律本身是不平等的，适用法律平等还有什么意义？
   　
   §§事实与规定不符
   中国宪法所载的公民权，许多规定是和民主国家大体一致的。但规定是一回事，实施是另一回事。关于公民权的规定是应有人权在中国可能实现的实有人权，而对照公民当前享受到的现有人权，不禁使人失笑。社会的现实对于宪法的规定成了辛辣的讽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从人权和公民权的关系中去实施公民权。
   中国宪法没有对于人权的一般性承认，序言中没有关于人权的宣示，条文中没有关于人权的纲领，四部宪法中甚至连人权的词句都没有。因此，公民权就不是根据推定人权提出的规定人权。
   第一，认为公民权是政府赋予的，而不是来自公民自身固有的人权。既然公民权是政府赋予的，也就可以由政府随时收回。
   第二，认为人权是一国范围的内政，人权被禁锢了，公民权失去了普遍性的根据，所以成了空洞的条文。
   第三，认为公民权之外就没有人权了。结果，不是通过保障公民权来保障人权，而是以公民权肢解了人权。
   公民权来自人权，但不能代替人权，更不能取消人权。
   在民主国家，法律禁止的事情人民不能做，但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人民都能做，就因为法律之外还有人权。在中国，只能做法律允许的事情，而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外的事情就不能做，这是因为不承认法律之外还有人权。最明显的事例是关于大字报的处理。1978年宪法第四十五条，承袭了1975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利权。”1980年修改宪法，删去了“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利权”。而后贴大字报就受到追究。所谓“四大”是个细节，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本来就没有必要。从宪法上取消“四大”，不过是略去一个细节。贴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不等于违法。其实，以往因贴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也不在少数。而作为公民利权被取消以后，大字报就根本不许贴。法律上并没有禁止贴大字报，中国的现实是虽然没有禁止、只因不在公民权的范围以内就不能做。
   中国的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权，但因为没有宪法诉讼，公民的宪法利权遭受严重侵犯之后无法救济。“无救济即无利权”。因为损害规定的利权得不到补救，等于没有规
   定。刘少奇说：“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利权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⑵每一个人“确信”公民权有保障，事实上就会有保障吗？事实是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本人的公民权都没有保障。法律规定的公民权没有保障，公民权以外的人权更没有保障。
   §§保障公民权还不能充分实现人权
   人作为国家的公民，以公民权享有人权，是近代民主国家的特征。古代的专制国家，人是帝王的臣民，不是国家的公民，就因为人不能享有人权。因此，只有名义上的公民权而无人权，实际上还是专制国家的臣民，而不是民主国家的公民。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民享有自由、平等、民主，但也仅限于公民权的范围以内。一个工人，享有言论自由权，可以批评总统不受追究；但不能批评老板，批评老板就会遭到解雇。如果以捍卫言论自由权向法院起诉，工人必定败诉。美国联邦各州的知情权法规定，由委员会管理的政府机构必须事先公布开会的时间、地点，公民有权列席旁听，有权查阅政府的记录。联邦的《隐私权法》规定，公民个人有权取得联邦政府的记录中有关自己的资料。但作为工人，既不能列席工厂的董事会，也不能向工厂索取有关自己的资料。因为在工厂以内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工人和老板不可能平等。只有走出工厂的大门，老板和工人都作为国家的公民，手持选票走向投票所，才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也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俗话说，“财大气粗”。老板和工人在社会上的发言权当然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公民是平等的，作为人还不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被作为“天然利权”是荒谬的。谁能拥有与生俱来的财产？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是人与人不平等的根源。资本主义创造了保障公民权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的贡献，但对于实现人权来说，资本主义还不是理想的制度。
   注：
   ⑴例如，魏定仁、甘超英、傅思明《宪法学》第251页上写道：“我国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还需要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国家压迫，特别是在祖国统一未实现前，还需要打击‘台湾独立’和各种分裂祖国的企图，因此，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并不包含立法平等，而仅指司法平等和守法平等。在立法上，广大人民与敌对分子是不能讲平等的。这是对于作为现行宪法渊源之一的1954年宪法的一个发展，在1954年宪法中，平等原则被表述为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85条），其含义不甚确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⑵《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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