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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我们中国人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传统。当年茉莉出狱后逃到香港，就曾获得过“亚洲观察”——美国“人权观察”香港分部的帮助。伯恩斯坦先生是“人权观察”的创始人，茉莉对他心怀谢意。
因此，当我们深入揭露、分析中国人权组织权力腐败的个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伯恩斯坦先生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我们感谢伯恩斯坦先生为中国人权事业所做的一切；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向公众和历史负责任，不能不客观地分析导致中国人权组织丧失理想、走向堕落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身为“共同主席”的伯恩斯坦先生的因素。
好在伯恩斯坦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在民主自由的美国，即使是全民选举出来的总统，也要经受人们尖锐的批评。如果我们不把中国人权组织的症结和盘托出，那就贬低了美国精神，也低估了美国人接受真实的能力。
让我们用诚实报答你，伯恩斯坦先生。
茉莉：
郭罗基先生，上次我们谈到你们几位中国理事在2004年5月，为了健全制度，要求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被共同主席伯恩斯坦先生否定，伯恩斯坦还说，要让你们这些人规矩点。我很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用这种口气对中国理事说话？
郭罗基：伯恩斯坦的这种不理性态度，主要是受了围在他身边的那些人的影响。他本人也不太懂得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们中国理事很少沟通。
茉莉： 你对伯恩斯坦本人的印象如何？
郭罗基：
我认为，伯恩斯坦先生是一位热心于人权事业的好老头。他在1979年创建的“人权观察”，如今家大业大，除了纽约总部外，在美国国内的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和国外的布鲁塞尔、日内瓦、伦敦、莫斯科都设有分支机构。1997年，他从“人权观察”退休。至今，“人权观察”的所有文件上还有一行小字：
Robert L. Bernstein, Founding Chair.
茉莉：
我也了解到，当年身为出版商的伯恩斯坦，因为接触到苏联异议人士，为他们的著作遭禁而气愤不平，于是创办了一个自由言论基金会。后来这个基金会发展成为大名鼎鼎的“人权观察”，为世界人权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郭罗基：
伯恩斯坦乐善好施，特别愿意帮助中国人。有三位中国女士认他为“American
Father”（美国父亲），得到他的长年资助。我们辞职理事中的好几位以及我本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曾经让他的一位朋友对我提供一笔资助，当时我谢过他们二位，现在我还常常铭感在心。
茉莉： 有人说，你们得了人家的好处就不应当对人家说三道四。
郭罗基：
如果是这样，资助不成了收买了吗？我想这不符合伯恩斯坦的心意。对于得了资助的人来说，从此就不能批评资助者，不成了卖身了吗？这决非有尊严的人所为。
茉莉：
你接受过资助，但你还是耿直敢言，不像有的人得了好处就闭嘴，或者只为有钱人帮腔。我也相信，伯恩斯坦先生在资助别人的时候，并不以要求别人放弃批评权利为条件。
郭罗基：
也有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就不念旧情，不提从前别人对自己的帮助了。
茉莉： 我想，该感谢的感谢，该批评的批评，做人要不卑不亢才好。
郭罗基：
伯恩斯坦从“人权观察”退休后，“中国人权”请他重新出山，担任共同主席，利用他的擅长，为“中国人权”找钱。他确实找来不少钱，“中国人权”的收入与日俱增。
茉莉：
据说伯恩斯坦先生担任共同主席之后，努力筹款，使中国人权组织的收入，从1997年的不足40万，增加到2004年的400多万。
郭罗基：
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庆幸“中国人权”从此脱贫致富。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条件变化了，问题随之而来。制度不健全，操作无程序，在不同的条件下，结果大不一样。
茉莉： 你的意思是，金钱大幅增加了，问题也多起来？
郭罗基：
是的。钱多了，爱钱的人就来；掌权的人也变得爱钱了，账目就不清不楚了。
茉莉： 为什么会是这样？
郭罗基：
早年，“中国人权”是靠理想主义、献身精神凝结起来的群体，道义上的一致掩盖了制度和程序方面的弊病。后来物质上富裕了，精神上却贫乏了，制度和程序方面的弊病就发作了。当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重新强调制度和程序的时候，已经晚了。这就使我们想到，美国开国的先贤们是多么英明，他们先制定宪法，后成立政府，为千秋万代立下了规矩，无论条件怎么变，不管是穷是富，规矩不能变。
茉莉：
我听“中国人权”的早期创业者说，当初他们请人参加都请不到，后来有钱了，有人就争着往这个组织里挤。请你具体谈谈钱多了所发生的变化。
郭罗基：
例如谭竞嫦，她早就是“中国人权”的理事，但以前开会常常不来。等到“中国人权”财源充足，能够支付高薪了，才50多岁的谭竞嫦就从
Queens College
(皇后学院)提前退休，以吃人权饭为职业了。谭竞嫦拿了高薪，刘青也连年攀升，比他早年的收入翻了几番。
茉莉：
有人说，比起其他人权组织例如“人权观察”的官员，他们的薪水不算高。
郭罗基：
他们的专业水平能与“人权观察”的官员相比吗？“人权观察”几乎每位官员和研究员都有大学博士、硕士学位，通晓他们所研究的国度的语言和国情。每位研究员都要搞实地调查，撰写长篇研究报告，出版专门著作。
“中国人权”的官员，例如刘青，说英文，一句不会，写中文，文句不通。如果不是“中国人权”供养，凭他自己的本事，在美国社会连正经的工作都很难找。还有其他不可比的方面。“中国人权”与“人权观察”不同，它的钱是以中国民众的苦难的名义找来的，为改善中国民众的人权状况服务的“中国人权”的官员，拿多少钱，是不是也要考虑苦难民众的感觉？
茉莉：
说得对，在大多数人权受害者还生活在恐惧和贫困之中的时候，这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组织，不应该去和富裕国家的人权组织攀比工资。
郭罗基：
在“中国人权”风波发生后，刘青唯一的一次公开发言是3月6日回答国内朋友“思行”的两个问题。“思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民运朋友生活困顿，您拿这么高的工资，您自己是怎么看的？”美国的民众不会对“人权观察”的官员提这种问题，是不是？刘青发放的人道援助，多数情况下只是美元一百、二百、三百。即以三百计，谭竞嫦和刘青每人每年的薪水足可帮助三、四百人。
茉莉：
可他们现在认为，资助国内人权受害者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帮美国公司做事呢。在经济上，他们可是大大地优待自己，只亏待国内受害者。
郭罗基：
谭竞嫦的年薪在10万以上。传说刘青年薪8万，这是前几年的数字，他们年年提薪，现在可能不止这么多了。
茉莉：
他们给自己开这么高的工资，是否事先征求过你们理事的意见？
郭罗基：
没有。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薪水多少，而是他们的薪水是谁定的？通过什么程序？理事们统统不知道。我们曾提出质询，他们说这是“个人隐私”。刘青在回答上述“思行”的问题时，还坚持：“具体工资数字我不做回应，这完全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个人隐私”。在这里，
“应该得到尊重的”不是个人隐私，而是美国法律。
茉莉：
关于非营利组织官员的工资，美国法律应该有这方面的规定吧？
郭罗基：纽约州非赢利公司法第715(f)规定:
" The fixing of salaries of officers, if not done in or pursuant
to
the by-laws, shall require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a majority of
the
entire board unless a higher proportion is set by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官员的定薪，如果不是根据章程而为，应由全体理事的多数表决决定，除非公司成立证书或章程规定更多的表决票数。）
《中国人权章程》没有关于官员薪水的条款。那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官员的薪水至少应由理事会半数以上的多数决定，甚至还可以用成立证书或章程规定更多的表决数，例如三分之二、四分之三等等。
茉莉： 看来他们在西方多年，对这些法律规定一无所知。
郭罗基：
刘青固然是“法盲”，执委会中那两位动不动就用法律吓唬人的美国律师谭竞嫦和司卡特，难道也一点不知道吗？他们究竟是滥芋充数还是明知故犯？
茉莉：
做人权事业当然也要吃饭。但领取高薪的人，应该有相应的能力和资格。谭竞嫦做中国人权事业的能力如何？
郭罗基： 谭竞嫦在香港出生、美国长大，是黄皮肤的美国人（Sharon
Hom）。有人说，她比美国人还“美国人”，因为她看不起中国人。她虽然能讲“夹生国
语”，但中文程度还达不到看书、读报的水平，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能有多少了解？
茉莉：
中国人权组织是以中国人为服务对象的，没有熟练读写中文的能力，不了解中国的人权状
况，怎么能够担任要职？
郭罗基：
但谭竞嫦有一个优点，做事很有条理。她当执行主任以后，办公室的管理大有改进。她还特别重视细节，每次理事会的文件都印制得非常漂亮，开会的布置也很周到，不会忘记在会议桌上铺上白布、插上鲜花。起初，我们都对她印象很好。伯恩斯坦对她尤其赏识，认为她是“中国人权”不可替代的人物。
茉莉：
这些优点，一个普通的办公室公务员就可以具备。作为一个人权组织的执行主任，最需要的是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深切了解和领悟。为什么伯恩斯坦先生只看这些表面现象？
郭罗基：
伯恩斯坦先生之所以这样高度评价谭竞嫦，主要是谭竞嫦自己的表现力在起作用。伯恩斯坦有许多优点，但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喜欢听谭竞嫦的甜言蜜语。这一点被谭竞嫦充分利用了。谭竞嫦当上执行主任以后，年年为伯恩斯坦庆祝生日。此前，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
茉莉： 爱听甜言蜜语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弱点。
郭罗基：
是的，这一点对伯恩斯坦个人来说是小缺点，但对“中国人权”来说却成了致命伤。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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