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两年前吧，在与朋友小酌之时，因谈起当时正在放映的一部有关内战的影片，我与我的朋友起了些不小的争吵。原因是他们津津乐道于那部影片以及其它一些正在放映的内战影片的场面之宏大和将军们的功绩，而我则只从中体味出一种残酷。同时我也从中体味出中国历史的悲哀，甚至中国人的悲哀、中国文化的悲哀、以及中国政府的悲哀。我总是觉得，无论对于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中国内战的任何一方来说，那都是一件极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我认为有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似乎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既然我们认同为一个民族，既然我们认同为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又能真正有一些天下为公的意识、少一点自私狭隘的念头，那么我们有什么问题不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呢？更进一步说，如果在类似的问题上我们都需要采取战争手段来解决，我们这个民族和它的文化岂不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所以我当时说出这样一个评语：内战无英雄！

   然而，无可否认地，我们的文化基因，的确有喜欢内战的成分。比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并且极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三国演义》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把那样一段悲惨的历史，居然写得十分慷慨激昂。正是由于这部堪称“伟大”之作品的影响，一个以杀戳国人为一生意趣的关云长，居然凌驾于霍去病、李广等为大汉民族驱逐外寇、开疆拓土的民族大英雄、大将军之上而成为旷古绝今的“武圣人”、并进而演化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关圣大帝；一个在“隆中对”中即露出分裂国家统一政权之野心，又六出祁山、专以挑起本民族内部战争为能事的诸葛亮，竟成为万世贤相之楷模。

   我想，这毫无疑问是中国人的悲哀，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当然，我也很想就“内战无英雄”这一认识在我们常常引以为自豪的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中找到可靠的依据。于是，在《资治通鉴》中，我得到一小段令人满意的记载：建安16年，曹操西征张鲁，与韩遂、马超等在潼关激战。恰在此时，河间民田银、苏伯起兵反叛。留守邺都的曹丕派遣将军贾信平定了这次反叛。次年正月，曹操结束西征还邺。作为居府长史的国渊向曹操报告平定田、苏之乱斩获首级之数。按惯例，在报告战争中斩获首级数目时，均要以一当十。也就是说，斩获一人要报十人。然而这次国渊一反常例，对斩获首级之数作了如实的报告，致曹操大惑不解。而国渊的解释是：“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耸民听也。河间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

   妙哉斯言！这才是一个理智的政府官员对类似事件所做的最理智、也应是最负责的认识。原因何在？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作为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你一味宣传你的政府是依靠暴力获得的、而且需要凭藉暴力来维持，那么你必然会提供他人借助暴力手段来夺取自己政权的借口，从而大大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对于另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水浒传》──，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认识（如果我真地正确把握了作者意图的话），即：内战将军不得好死！请看我一个非常简单而又直观的分析：水浒众兄弟在接受招安之后经历了两次战争（有的版本说是四次），一次是对辽，一次是对方腊。前一次应算是国际战争，后一次则是纯粹的国内战争。在对辽的战争中，水浒一百零八个好汉全身而归，而在对方腊的战争中，则三去其二！因何会有这样大的反差呢？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或许恰恰是另一种反差，即：辽国是一个国家，而方腊只不过是一个叛乱者。撇开历史真实不谈，仅就小说所描写来看，辽国的军事力量肯定要比方腊的军事力量强大得多。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看到了水浒众弟兄在人员损失上令人无法解释的反差。我以为这没有别的解释。解释只能有一个，即，作者向我们透露了他的这样一个认识：内战将军不得好死！

   呜呼！以此观之，罗贯中氏可族灭矣！

   最后，我想送给中国的所有文艺工作者一句忠告：请不要再揭我们民族、国家的伤疤了。如果你们执意要选择这样的题材，那么，就请让你们的作品充斥着这类的镜头：燃烧的城市、破烂的民居、流离失所的人民、冻馁而死的儿童和母亲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