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

   5月30日的《民主与法制画报》在一篇题为《下岗博士无奈出国》的文章中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郭品正、现年35岁的脑外科博士，两年前被他所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解聘。此后，他在1年多的时间里求职于国内多家医院。这些医院开始都答应聘用他，但在到他的原就职医院了解后，均不再聘用他。1年多时间的下岗生涯，使博士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女友也离他而去。没有办法，博士只好通过互联网向国外有关机构寄发求职信。最后，他与美国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取得了联系。1999年12月底，美方派专人到上海对博士进行面试。今年4月，他收到加州大学的正式邀请书，对方给他提供了一个年薪3.4万美元（相当于其国内年薪20倍）的职务，并承诺解决住房，提供科研经费。

   那么，博士为什么被解聘呢？

   他出身贫寒，1991年从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两年后考入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在校期间，他曾获得浙医大研究生最高奖“葛克全奖学金”，1996年8月获得博士学位。他是浙江省至今唯一一位脑外科博士，所以毫无疑问也是他所就职的附属邵逸夫医院唯一一位脑外科博士。他之被解职，是经院方认真研究决定的。理由是在当时开始的新一轮聘任工作中，博士所在的脑外科部份人员提出不要再与博士签订续聘合同，而院方在对相关人员的了解后做出的结论是：博士是导致脑外科团结差、医疗纠纷不断等问题的根本原因。那么博士自己如何认识自己未被续聘这件事呢？博士自己的解释是：脑外科存在滥用抗生素药物的现象，而他反对在治疗中滥用一些抗生素药物，害怕因此而发生医疗事故。但因抗生素类药物的使用与人们的经济利益有紧密的关系──有回扣──，所以他的建议引起科主任的反感，造成科主任与他关系上的紧张状况。虽然如此，博士仍然认为院方解聘自己的理由不充分，因为院方的聘用制度并没有类似的规定。

   该报导还指出，一些人对博士被解聘一事的看法是：“科研人员自身要有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就是认为：博士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更直接地说，是他不该对那种滥用抗生素药物的做法表示异议。说穿了：你既然不愿同流合污，那么，你至少要学会明哲保身。我们但愿对待人才的这种态度在国内只存在于解聘博士的这家医院，让我们的博士还有其它地方可以容身。但事实是：情况并非如此。从博士被解聘后在求职的过程中一再因对方对他在原就任医院任职情况的了解而失败来看，这种对待人的态度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所以我们不得不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就是这样任人唯贤的吗？

   好在，博士的就职环境还有更广阔的选择，于是他去了国外，而且获得了更高的待遇。然而这就更是我们的悲哀了！当我们感叹于出国留洋的学子不愿报效祖国的时候，我们的“嫡生博士”们却也在无奈中离我们远去了！我们不能不怀疑：我们正在使用的是一些什么人呀？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关于“鸡鸣狗盗”的故事，是说在那个时代，仅有极其低微本领的人也会被利用起来。《资治通鉴．周纪一》中更有这样一段记载：“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曰：‘谨受教矣！’”。我想，我们的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以及那些因博士在此医院的任职情况而不敢聘用他的医院，肯定是不存在这种“处战国之世”之思维的。所以，他们才会毫不犹豫地弃用我们的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建国教授在发表于2000年3月31日《经济学消息报》上的《资本引进还是资本流失》一文中感叹道：“中国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像大出血般地流出中国，流到国外。因为中国内资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必须受传统体制约束，在体制内运作。但传统体制是排斥作为内资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中国的传统体制排斥人力资本更尤甚之。什么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货币资本投入教育后转化而成的活的知识、活的科技，这就是人才。人才不仅拥有知识，运用知识，而且创造知识和科技。好的人才，一人能顶千军万马。人才（而不是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是经济成长的决定因素。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做中介，它们不可能创造出什么财富，就更不要去谈什么效率与效益了。”

   王教授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述人才流失问题的，而经济学以分析问题时的“不近人情”著名。但王教授在他这篇大作的结尾却写出了这样一段颇动感情的话：“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对人才求贤若渴的国家和政府，我多么希望中国也会有这么一天！”我与王教授有同样的期待，但愿我们不要总是在“任人唯贤”的幻灭中寄托我们的感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