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

   华人政治缺乏反对的传统。所以，华人参政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嘛，就做现政权的同路人；要嘛，就致力于推翻现政权，做未来政权的同路人。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首先是由于当权者的意志。一个专制的当权者是不允许有反对者的。你要嘛，做他的同路人；要嘛，就脱离政治去终南山上做道士，或者去做他无法约束的叛逆。没有报纸让你宣传你的主张。没有议会让你来讨论当权者的做法。久而久之，华人也就没有了反对的传统。

   我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由于在现体制内屡受排斥，颇有怀才不遇之感，于是在两年前北京“小阳春”之时加入了国内新成立的一个政治组织。由于该组织系初创，且由于人们畏于专制制度的余威而对新兴的政治组织敬而远之，所以，我的这位朋友在一刹那间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政治人物。然而，当执政者突然冷却政治气氛，而党组织也突然向它伸手、承诺给予政治上的某些好处时，他随即义无反顾地成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积极份子。不仅如此，这时他也就非常鄙视类似我这种身处民主花瓶党、属于政治归隐者的人了。用他的话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党派！是主导政治的党派！”只可惜中国共产党远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大度：你曾经参加过不三不四的组织，又经常发表对党不利的言论，撰写对党不利的文章，现在又想钻到党的队伍里来，没门！先把你抓起来再说！一年多前他曾经把自己与方觉相类比，认为党不珍惜人才，无情打击党内的非主流派。现在他真地落到了与方觉先生差不多的命运。不知他自己现在的感受如何？

   我在这里说这些，绝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事实上，在他入狱之后，我是仅有的、公开为他的事奔走的两个朋友之一。我只是觉得他很可悲！为什么不能坚守在他曾经参与过的组织中做一个现政权的坚定反对者呢？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理由，即通常说的“到党里面去改变党”。但真地是如此吗？他应该知道，他成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子这一事实本身，已成为对他原来所加入组织和他所要实践的民主理想的最大伤害。我不想说他是去助纣为虐。这太刻薄。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一行为与他的民主理想──如果他真有民主理想的话──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认为他的事件是一个悲剧──他脱离原组织而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悲剧。他的被捕更是一个悲剧！

   如果说我的这位朋友是那种只要条件允许便要成为当权者的同路人的典型，那么，现实中显然还存在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做法就是逢中必反、逢共必反。他们很少对国家政权的民主建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仿佛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一件事情值得做，那就是推翻现政权，以建立一个由他们自己主导的政权；甚至不惜为此而象中共一样，声嘶力竭地宣扬革命和暴力。还有一些知名的政治异议人士，他们并不是象一些理智而无私的民主人士那样去办民主刊物、宣传民主思想、研究民主理论、草拟民主宪法，而是得意于“昨天我得到了阿扁总统的接见”、“今天我又得到了克林顿总统的接见”之类的准外交活动。他们那样做、那样说的目的无非是要借此来抬高、巩固自己在民运中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可从中体味一下在中共体制中无权体味的政治快乐。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行为，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诚应摒弃之。

   而要摆脱上面存在的两种问题，中国有志于民主的人士们显然应该做到两点：一是要使自己真正具备民主的意识，二是要有做一个永远的反对者的意识。而这后一个意识的意义又在于：你要有一个不以行政人员身分参与政治的准备。（2000年7月3日于中国河北省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