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来自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的影响。长江的水患、华北的旱灾、西北的沙尘暴等等，迫使中国大陆政府不得不开始重视环境问题。但是，由于缺乏制度的保证，而环境保护工程本身又是一个投资及建设规模无比庞大、期限长、见效慢的项目，所以，这一工程的远景很不乐观！

   这样一项规模无比庞大的工程，从目前中国政府的财力来看，显然无力承担，因此，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然而，要保证民众参与这一工程的积极性，就必须有可靠的制度保证。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十分令人担忧之处。

   中国的宪法，严格限制私人占有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山岭、森林、草原等。所以，现阶段人们对这些资源的改造，只能通过承包的方式来实现。而这种做法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影响到人们从事环境改造工程的积极性。其一是投资的收益难以有所保障。此一工程的实施手段无非就是种树、种草。如果想尽快获得回报，当然是要种植经济林木。这也是政府在宣传保护环境工程时正在做的一件事。但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是，经济林木的种植受人力的严重制约。一般的经济林木每个劳动力能保有两亩左右就足够了。再多了，管理便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环境保护的主要工作还是要放在松、柏等非经济林木的种植上。然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承包的最长期限也就是50年，而50年的时间对于这种非经济林木的种植工程来说，显然是太短了。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承包期满后这些非经济林木的处理。在这里，如果我们假定承包行为会被允许由某一个人不断地继续下去，那当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问题是：这种设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当一个承包期满，马上面临的问题是：种植的林木如何处理？是砍伐呢、还是整体转让？砍伐应该不被允许，但整体转让又能转让给谁呢？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转让的对象其实只可能有一个，即政府。在这里，不会形成一种有关森林资源的转让市场。所以，转让的价格很可能难以体现其价值。于是承包者的利益也就难以保障。其二，无法形成继承。这一问题其实与前一问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不允许私人占有，当然也就没有继承。于是，那种不计短期投资利益、积极种草植树、保护环境的行为也就根本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如果没有制度性的障碍，美国历史上西部开发中的一些做法显然很值得中国政府借鉴。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美国人在进行西部开发时采取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手段。这两个手段均与土地有关。其一，为了便利东西部的交通、鼓励铁路事业的发展，1862年7月1日林肯总统签署了《太平洋铁路法》，授权中央太平洋铁路从加利福尼亚向东伸展，联合太平洋铁路从密苏比河向西伸展。为保证铁路投资人的积极性，政府利用手中掌握大量公地这一优势，向铁路投资人大量赠与土地：每建设一英里铁路赠地20英亩，从而使铁路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也从而使美国的铁路运输业得以迅速发展。其二，通过土地赠与鼓励向西部移民。如1873年的《森林文化法》规定，赠与任何开拓者以160英亩的土地。当然，条件是开拓者必须在10年之内在其中4分之1的土地上植树；1877年的《荒地法》则规定，政府以每亩25美分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任何开拓640亩土地的人；而接受者在3年之内对其中部份土地进行灌溉改造。这些土地在得到灌溉改造后，开拓者便可以每亩一美元的价格拥有它。

   正是这些具有永久性意义的优惠做法，使美国西部成为如今美国、乃至世界的粮仓。中国的环境保护工程显然应该从中学到一些什么。与其让土地、山岭在国家手中永远地荒凉下去，与其让森林、草原因国家所有而被一些人无偿且无节制地使用，不如重建宪法，把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交到民众手中，让全民族都能自觉地为保护环境积极的负责。只有这样，青山绿水才有可能再现于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