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

   在最近20几年的中国，有两句话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一句是“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的就是好猫”；一句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两句话分别来自于曾经对中国政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两个政治老人。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去世了，但他们留下的这两句话依然影响着他们身后的中国。这两句话所代表的意识显然比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理论进步万倍了。它同时对于其后出现的那种“核心”论，也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因此，它们从未因类似“三讲”、“三个代表”等回归意识形态浮华之口号的出现而有丝毫的减色。

   这两句话，从被提出伊始直到现在，无疑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们对于反对教条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改造中国社会、鼓励经济改革，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两句话无疑又是有着极强的局限性的。它们只是告诉我们如何回避争论，而对于如何厘清争论，它们并没有提供应有的答案。

   “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的就是好猫”是说：不管某一种机制是什么意义上的——比如，不管市场经济机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还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只要这种机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正面作用，就是好的，就应该采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则告诉我们：长官意志不可靠，传统理论不可靠，衡量、处理问题的标准在于实践，所以一切以实践需要为准则。

   这样一种意识对于“放出猫去逮老鼠”、及对于实践的过程固然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对于其后的总结却苍白无力。是啊，只要逮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但究竟是哪一只猫逮到了老鼠呢？我想这是很有必要弄清楚的。否则，你如何去奖惩呢？如何继续有效地使用“猫”呢？而分析“唯实论”之长官意志不可靠、传统理论不可靠、一切依据实践需要的意义，如果抛开其保证人们不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条约束的作用，我更看到它在导引我们回归蒙昧主义的时代。

   由上述两句话引出的一个失败的话题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猫论”和“唯实论”还有其存在的价值的话，“摸着石头过河”则根本就是一个粗俗不堪的理论。它是因为“猫论”和“唯实论”本身存在的缺陷而导致的恶果。我们在第一次趟过河流时摸着石头探路是必要的。如果以后过河每次都得再去摸石头，那我们的智慧究有问题了。第二次过河时有个标尺、有个人来指导、有种理论来分析，对于过河的实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何况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只要不是去太阳上旅行，怎么还会存在“第一次过河”的问题呢？

   由“猫论”和“唯实论”所引申出来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大人在他的“猫论”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对“猫论”所做的极其有限的发展。但这一理论本身也是十分含糊的。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也是硬道理吗？这样一种专制环境下制造出来的、随心所欲的理论，在专制环境下的专制主义者口中会有各种各样随心所欲的解释，其结果便是使得这“发展才是硬道理”很有些不伦不类！

   对于这一切一切的局限，我想，两位政治老人绝非不知。而之所以有这种局限，说明现实中还存在一个连两位对中国政治具有至高影响力的老人也不敢──更准确地说，或许是不愿涉足──的某种思想禁区，所以也才有了在他们自己主导下出现的“四项基本原则”。毫无疑问，“猫论”、“唯实论”与“四项基本原则”是一对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我们从这两句话中可以体会出的，其实也就是在禁区外的一种徘徊！

   这种徘徊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从上述两句话中并没有获得一种机制以对逮到老鼠的猫进行区分，所以，虽然逮到老鼠的明明是白猫，但只因为有人并不喜欢它，于是这逮到老鼠的功劳便可能会被记到黑猫身上——正是因此才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荒诞理论。而这样一种过程，无疑是在吞噬着中国人的良知！它无疑是在引导人们不辩贤愚、不分黑白、甚至指鹿为马！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只有勇于面对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回避矛盾的结果，不仅无助于解决矛盾，还会导致个人或公众道德的沦丧。所以，“猫论”实施日久，我们便会丧失掉区分是哪只猫逮到老鼠的能力，而对于可能发生的、杀掉逮到老鼠之猫的行为，也会持一种漠然的态度。其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使我们丧失掉灭鼠的基本手段，让我们回归到一个鼠害横行、民不聊生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得不回归到这样一种时代，社会的总崩溃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样的结局，无疑是十分可悲的！

   所以，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时，我们应该有所突破。不要把徘徊的责任永远地推卸给我们的长者吧。因为，历史是不断前进的，而突破的责任在我们这些当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