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

   据8月30日《联合早报》报导，中国江西省于都县约有2万名农民因不满地方当局加税，本月间同数以千计的公安发生冲突，后来演变成暴动，约有100人受伤。

   这一事件提供两个值得重视事实：（一）这个暴动是农民发动的；（二）暴动的农民有2万人之多。中国农民向来忍辱负重，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能够发动一场2万人的暴动，对于大力宣传“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政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中国农民税费负担过重，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头版一篇题为《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覆》的报导披露：在湖北省监利县的棋盘乡，农民需要面对的是田亩负担每亩200元，以及人头负担每人100～400元不等。一家5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为2,500～3,000元。这还不包括防汛抗灾、兴修水利等劳动负担。所以，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每斤0.4元），仅仅只能保本（不计算劳动成本）。因此，有80%的农民亏本……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每人高达500元。

   为什么会造成这些问题呢？那位给中国国务院写信的乡党委书记说：“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粮’，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农民怎么受得了？”

   其实，棋盘乡的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农村。看到、体会到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决不仅仅这位给国务院写信的李昌平先生。中国的农民是这种现象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早就对这种现象有深切的体会。但是他们的声音很难传送到国务院的领导们耳中。所以，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选择了沉默、甚至麻木。江西省农民的发动暴动，只能理解为他们已经被迫到不得不采取自救行动。

   事实上，自1949年以来便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漠视、甚至故意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作为一个已经执政51年的政党，面对基层官员的沉痛陈述、面对农民的暴动抗争，应该好好想一想了：这些年来，你们有没有为农民做些什么？

   建政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曾使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了土地。虽然这是在非法剥夺另一部份农民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实行的，但还算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然而，没过几年，政府就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了回来，全部拿到了自己手中，毫不犹豫地把全国的农民转变成政府的雇农。过了20多年，由于以安徽小岗村农民为代表的农民自身的冒死抗争，农民才又重新获得了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他们虽然依旧是政府的雇农，但毕竟已不必再在监视下从事劳动。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新得到开发，农业也才重新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为了重振正走向暮年的中国工业，在并非别有用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指导下，中国开始了对农业和农民别有用心的新一轮掠夺。涉农物资一而再、再而三地涨价，以教育经费为代表的多种税费负担被强行放置在刚刚吃饱肚子、刚刚从面黄肌瘦的容貌中转变过来便被称为已经富起来的中国农民身上。

   为什么这样对待农民？我不敢说这是政府有意为之。但政府潜意识中是否有蔑视农民利益之处呢？

   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旧政府就曾在中国山东农村搞过民主试验。对中国农民有深厚感情、且颇具社会正义感的学者梁漱溟先生，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重视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称“农民与工人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别”。他遭到当时任职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的强力打压，几十年不得出头。而今天，中国加入关贸组织的最大受害者又是农民。

   然而，我不得不指出，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农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颠覆任何一个政权！

   1949年以前的中国，并没有乡镇一级的政府组织。中国的农民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如果不是国民政府的寅吃卯粮，他们的税赋负担其实并不重。今天的中国农村，即使取消了乡镇一级政府组织，取消了乡镇党委、乡镇团委、乡镇经委等等一连串名目繁多的部门，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只不过是砸了一部份无所事事之人的饭碗、还农村一个良好社会生态环境、让农民摆脱沉重税费负担罢了。

   如果我们的中央政府真想减轻农民的负担，它不妨首先撤销乡镇一级政府组织！然而，它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