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庆海

   　　两三年前，那时的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还沉醉在经济奇迹的气氛中，中国也因十几年的高速发展而颇有些洋洋自得。那时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知识界颇多这样的话题：大中华经济圈、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是拯救世界的最后良方、二十一世纪乃中国之世纪以及中国经济学家应该争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下，如果你没有冷静的头脑，如果你没有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而只是从那些先生们的文章中去看，你一定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已经富了或最起码开始富了，中国找到了发展的最佳处方而且中国已经发展了，中国已经有了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世界具有最后征服力等。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三个年头，金融风暴已经使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政府和知识界也肯定已经修正了某些方面的认识。但是我们中国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们的政府和知识界是否也修正了某些方面的认识了呢？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中国政府在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前提下保持了国内政治的相对稳定局面，当然，从官方的统计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经济也保持了稳定的发展。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巨大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而我们却绝少冷静、认真的反思。

   　　也许我天生过于忧郁和悲观，对于几年前学者们的洋洋自得我一直很不以为然--我知道我们的一些学者其实到现在还是很不服气，在他们眼中，摧毁东亚经济奇迹的金融风暴根源于西方人的阴谋，而非因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不健康因素。同时，对目前根源于过分看重导弹及核武器技术成就而来的洋洋自得，我同样不以为然！当然，非常不客气地说，洋洋自得在我们是一个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远者，如《资治通鉴》“隋纪五”中所载：“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每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近者，如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浮夸风”的故事。豪言也好，壮举也罢，大体上多体现着一种浮躁的心态，带有骄狂妄纵、自高自大的嫌疑。其最终反映地或许就是对自身认识上的盲目、浅薄和文过饰非，包括对自身民族、国家、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认识，未尝不是如此。

   　　比如我常想我们中华民族其实大概是不可以称为伟大的，虽然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比如秦皇、汉武等时期称为伟大或许并不为过，而从其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称其为悲壮或许更确切些。因为中华民族从其根本的意义上讲实质上就是“汉民族”，这不仅仅由于汉民族居住区域上的广大、对中华民族之经济文化上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和人数上的绝对比重，而且由于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汉民族”这个最传统、最保守的农耕民族，与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游牧民族争夺中原政权的历史，是“汉民族”并不幸运的命运史。

   　　也许有人会对些说非常反感，但我想他是不应回避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应该说，汉民族形成于汉代，她的名称也起始于汉代。她有一个完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祖先，即周初的诸华、诸夏，也就是华夏族系。虽然其在成周之世时并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建国者仅有晋、卫、齐、鲁、宋、陈、郑、许而已。然而，在齐桓、晋文的强力征伐下，东夷、荆吴、百越三族系先后同化于其中，并进而演化成汉代强大的汉民族。她给汉民族留下的是一部辉煌灿烂的民族发展史。然而可悲地是，自汉代开始，汉民族便开始演绎自己的悲壮史。首先是在汉之初，作为中原政权拥有者的汉民族是颇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凌辱的，最明显的标志是汉高祖的平城被困和其后不得不采取的和亲政策。虽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韬光养晦之后，汉民族曾迎来汉武帝的伟大征伐，从而暂时结束了汉民族备受凌辱的历史，并迫使部分游牧民族同化于其中。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随着晋室的内讧而来的，恰恰就是中原政权易主于北方游牧民族这一对于汉民族来说无法否认的悲剧。此一时期内中原的汉民族因此而充当起下等民族的角色。《资治通鉴》“梁纪十三”中的这样一段记载应足以唤起我们对汉民族在这一时期凄惨处境的认识：“欢（指东魏丞相高欢，擅权于东魏）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这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最高统治者的表演；而其下属又是如何看待汉人的呢？《资治通鉴》“梁纪十三”还记载着这样的文字：“贵（北齐御史，鲜卑族人）与敖曹（高敖曹，北齐大将，汉人，以悍勇名冠一时）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敖曹鸣鼓会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谕，久之乃止。”何为“一钱汉”，是说“汉人”只值一钱而已。在这里，如果说刘贵的态度反映出当时游牧民族对汉人的极端蔑视，那么，高敖曹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极其压抑的心境，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汉人的生存环境。

   　　我们当然也会注意到此一时期内一些游牧民族同样开始了汉化的进程，但它已绝不是如一些现代史学家所言的同样可以为汉民族感到自豪的进程。一则它是游牧民族自身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即欲求得对中原政权的长期稳定控制；二则它绝不是一种彻底的进程，而更多表面的意义和虚伪的成份，如改汉姓之类。

   　　隋的建立虽号为汉民族的复兴，但杨氏家族是否为纯粹的汉人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对于封建盛唐来说，虽然人们一般也认为其为汉民族最扬眉吐气的时代--因为出了太宗李世民这样一个绝世的君主，但就李氏家族的民族成份问题，史家多有异议。有人以唐时大臣多出于游牧民族、所用之兵更多属游牧民族，而其生活风俗也多与汉民族异，比如太宗在杀死元吉后纳其妻为妃、玄宗娶子妇及则天以女性而称帝等原因，认为是华夷混合的国家，而非纯汉民族的时代。其后至五代时期的李克用家族、石敬塘家族及刘智远家族等皆为沙陀人，而其相继成为中原政权的主人。宋虽恢复了汉民族对中原政权的控制，然而宋惩唐代武人之祸，矫枉过正，重文轻武，从而养成汉民族文弱之风。既见侮于辽、夏、金，更导致蒙古政权对中原的统治，从而使汉民族遭受到历史上最无法否认、也是最惨痛的一次失败。在蒙古政权统治中原的这个历史时期，汉民族居于四个民族等级的后两位，其悲惨之命运可想而知。其后的朱氏家族曾为汉民族争取到了二百多年的喘息时间，但随着满民族的入关，汉民族不得不又开始面对异族更长时间的统治。这期间我们还忽然发现天下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东临汪洋、西至沙海的天下了。此时的天下多了英吉利、美利坚、德意志，还有那个从未被汉民族放在眼中的日本。自1840年起至十九世纪末的十数次屈辱的战争，使汉民族更沦为下等民族中的下等民族。

   　　清末的多次会党叛乱、太平军的兴起被认为均系汉民族的种族革命，而以民国的建立和清室的被逼退位为此一革命成功之标志。然而，就是在这之后的时代里，我们贡献给民族和世界的又是什么呢？是只承认强力、全无妥协和合作精神的民族劣根大暴露。所以我们才有了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正象我们的祖先深信“刀把子上面出皇帝”一样。即使象孙中山这样也许是中华民族二千年来唯一一个具有妥协和合作精神的领袖人物，也不得不在这种全民族劣根之阴影的笼罩下而掮起“孙大炮”的恶名。于是仅仅过了二十几年，我们就又受到来自东方岛国的大和民族的欺凌。苦熬八年之后，汉民族本应尽全力于民族自尊的重塑--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壮大国力，然而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马上又把汉民族扯进中国大地上旷古绝今的大战之中。而中国政治家的自私、卑鄙、狭隘和残忍，便在这种全民性劣根的烘托下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所以接下来便是两岸长期的对峙、便是为了争夺中国的所谓正统统治地位而持久的相互拆台、便是不顾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而竞相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以及联手演绎诸如佗钵可汗“但使我在南两儿长孝，何忧于贫！”的故事！（此语出自《资治通鉴》“隋纪五”，其时我国北方政权分裂成东魏、西魏，后又演变成北齐、北周。然而两政权的君主均心存“混一”之志，为此两政权均欲结好处于两政权北方、且与双方并临的突厥政权，以在两政权的对抗中形成这样一种态势：一欲求得突厥不对己方寇扰，以争取时机壮大自己的征伐能力；二欲求得己方在征伐对方时突厥能保持中立或倾向于己方。然而由此使北齐、北周两政权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对此《资治通鉴》记载如下：“周人与人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长安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亦畏其寇，争厚赂之。”所以也才有突厥佗钵可汗“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的感叹。）

   　　这样的一个命运史，怎么可以称为伟大呢？实实在在地说，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很不愿正视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的，因此我们有时故意模糊民族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如以“中华民族”来代替具体的民族称谓。于是乎，汉民族在历史上的失败似乎就无所谓失败了！而仅仅由于汉民族这个种群还未消亡，且从人数上更为壮大了，于是我们便会去把历史上所有的失败全部粉饰成巨大的成功，真是岂有此理！（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地是，我并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民族问题毕竟是一种历史及现实的存在。一个不重视本民族利益的民族或许是慷慨的，但绝不会有尊严！）

   　　至于有些人将这样一种历史积淀演绎成一种伟大的文化，又更进一步将它视为在不远的未来征服世界的文化的认识，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实质上这是一个自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而其中一些理智的学者早给了我们一些客观中肯的解答。比如梁漱溟先生就曾在他于二十年代所做的“东西方文化及哲学”讲演中指出，以“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这种生活态度为基点的中国文化，恰恰是中国近世以来远远落后于西方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我希望那些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天真幻想的人，要用实际的眼光来看一下他的四周。看我们中国的经济到底发展到了一种什么程度，看我们中国的国力又到底强盛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它是否足以让我们产生一种自得的情绪。同时我想我们还应做另一项工作，即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形成进行科学的剖析。说到这一点，我很庆幸我们还是存在一些勇敢而有良知的学者的。因为我看到我们一些人开始对秦统一中国这一历史事件再次进行了某种否定意义上的评价。这种评价认为秦对中国的统一给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不仅仅在于其从主观上对中国政治上开始出现的民主萌芽进行了彻底的摧残，而更主要的危害来自于由这种统一所形成的客观环境使民主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因为在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地理上具有相对封闭特征的中国一旦形成统一的政权，就必然会盛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识；就必然会盛行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压制。秦统一中国如此，齐统一中国如此，楚统一中国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汉之代秦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