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地理环境上的相对封闭性，由于统一的中国可以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特殊时期，对于周边民族和国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比如汉武时期、唐太宗时期等，所以我们在潜意识中自然而然的认为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所以我们易自满、易自大、易固步自封。与此对照地是，我注意到最近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认为西欧之所以能产生现代政治制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正在于其很早以来以至于今日存在众多国力对等而联系又非常密切的国家。而我国发展之缓慢，则正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交通能力相对允许的地理范围内，缺乏真正具有对等国力而又与我有密切联系的多个国家。纵观历史，我们非常容易地就可以看到，对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君主来说，其最高理想无非就是获得整个中国的统治权，而一旦实现了这一理想，便可以去吟唱“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

   　　然而，当今天的的交通和通讯都已很发达的时候，当地球变得越来越象一个大村落的时候，我们的这种“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观念是否已有所转变了呢？坦率地说，我看这一观念在我们有些人的心目中仍未改变。它表现在我们仍不能正确地理解西方文化，因而顽固地拒绝它；同时我们又总能在无论什么时候、于无论什么问题上寻找到西方文化的缺陷并对应地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处，这一点颇有神经不正常的味道。而只要我们仅仅多一点实际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只是“天下”之一隅，更何况天外还有无数重的天。如此，我们才会有更宽广、更平坦的道路，才会有更长远、更健康的发展。也只有以这种态度来看世界、看历史，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我们应有许多的历史经验以资我们来面对这个新的天下，来处理新的历史环境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关于宋襄公遗笑后世的历史经验在我们就很有必要加以关注。《史纪》中的这样一段记载应足以让我们有触目惊心之感：

   　　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候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候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己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谏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尔，又何战为？”

   　　我想，这里的宋襄公的作为也可以说是一种浮躁吧。然而这种浮躁不是很无谓而且危险吗？其实，在现实中我们的这种宋襄公并没有绝迹，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诸种浮躁认识的拥有者。所以，在上海《经济预测》1996年第38期中，吕鸣伦先生撰文《慎提“大中华经济圈”》，指出：“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曾试图以武力征服亚洲其它国家，建立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结果遭到亚洲各国坚决抵制，惨遭失败。现在所谓'大中华经济圈'的提法，很容易引起亚洲其它国家的反感和不满。”他在文中还提到一位新加坡学者和一位泰国记者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委婉表示。新加坡那位学者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并不那么中国化…我们正试着为自己定位。”而那位泰国记者则表示：“我们并未感受到我们与亚洲其它国家有任何特殊的共同体关系。”我真不知我们的“宋襄公”们在知道这些时会有一种什么认识，但我不会奢望他们会有根本的改变！因为他们有一个十分适合他们情绪的文化氛围。

   　　至于说到中国人是否富了、中国是否已经发展了，我觉得我们更应客观些、冷静些。在观察国民的生活状况时，不仅要看城市，还要看农村；不仅要看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还要看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不仅要看外企职员，还要看下岗职工。说到这里，我想以我个人的状况作一现身说法。我于几年前组织有一个小家庭，我的家庭成员有我、我妻子和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我本人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我妻子是国家教师，我和我妻子两个人的月收入合计人民币1300元左右，并且相当稳定。我想它应使我的家庭具备一个不低于全国平均收入的水平。我的小家庭的固定支出除了我们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学习费用支出外，很少有其它成份。因为我和我妻子对我们各自的父母其实无须尽多大的经济责任。虽然如此，我们也只敢、只能享受一种极平常的生活，至于旅游之类的奢侈活动、价格昂贵的生活用品，我们是从不敢企及的。而最后的积蓄也实在非常可怜。因此，如果有人说我“富”了--那种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活相似意义上的“富”，我是要骂人的。至于那种只是针对我自身纵的时间方向上进行比较而说我“富”了、并要求我也沾沾自喜的说法，我听了是连骂人也提不起兴趣的。

   　　而我们在观察经济发展状况时，不仅要看到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还要看到国有企业的步履维艰。同时我们显然有必要正视我们的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我们的许多统计数字中其实包含有与我们的浮躁心态相辅相承、而或许也并不恶毒的热情。当外国人有意无意地用一种魔法把我们中国的经济列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时，是否也借助了我们自己这种心态、这种热情呢？而据1996年12月13日《经济学消息报》透露，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胡鞍钢博士根据1995年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仅为3.54%，比南斯拉夫解体前的5.3%还低，从而警告人们，我国的中央财政已濒临“破产”境地。而中央财政的“破产”所预示的前景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又何尝不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呢？此外，从各方面的信息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普遍偏高，而其资本比例又普遍偏低。联想到东亚金融风暴的巨大破坏力，我不敢有愉快的心情！

   　　其实说起浮躁，我以为目前在我们已不仅仅表现于一两篇文章、一些局部问题，也不仅仅表现于报表上出成绩、计划的超现实上，它表现于我们的许多、许多方面。再比如关于争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议论，居然已经开始讨论哪一种学术人物--是学院派、还是实务派能为中国争取到诺奖的问题（人家还没给，自己就先打了起来）！我以为这其中是存在典型的浮躁心态的。我很难想象，如果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这个奖项还有什么意义。我之所以这样想，并不是认为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当然，这种成绩到底有多大也是很值得进行冷静的分析思考的！）我只是认为，如果在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还只是处于这样一种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经济学诺贝尔奖就发给了我们，那么，一旦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赶上了美国、日本等而走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前列，我们还将去争取什么？

   　　而同时我也注意到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我们不能获得诺奖的原因时，提出一个意识形态的理由。认为属于西方文化范畴的诺奖，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障碍而拒绝授予我们中国人。不仅仅经济学方面如此，文学及其它学科亦如此。我当然明白这其中的潜台词--并非我们不行或早该给我们了！但我是非常怀疑这种分析的，虽然论者有他们十分充足的理由--海外已有许多华人获得各种诺奖。但我依然觉得有这样一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是不是我们自己把意识形态问题看得太重了？我们是否在以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去看待别人？是别人在因意识形态问题拒绝我们？还是我们在因意识形态问题而拒绝别人？此外，海外华人与我们是处于相同的发展环境中吗？

   　　而且坦率地说，我认为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环境下，是不可能创造出能够获得诺奖的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的。记得几年前一位学界巨擘曾提出要再造孔子，对此我同样有一种虚幻感。我觉得这两种想法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即忽视环境的作用。我想，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观察态度去看孔子所处的时代，我们应该承认那是一个自由程度相当高的时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地是，在当时的各诸候国，象征专制意义的君权、公权，远没有秦汉以来的皇权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倒是卿大夫们的权力常常有左右公室之能；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地是一个存在多个对等国力的国家、相互竞争激烈而又联系密切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一个民族认同的大背景--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意识形态认同的大背景，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较少诸如什么“主义”之类的心理负担，而对发挥个人才能则有十分强烈的追求。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就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在相对更后一些的时代里，人们面对的环境似乎更加宽松。于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被研究者认为具备了议会制度特征的齐国政治，有了将宗法制度置诸脑后的燕王让位子之的事件，有了稷下学宫的开设和诸子百家的产生，也有了儒家学说在荀子手中的最后完善和成熟。我想这一切的产生绝不是出于一种偶然，因为奠定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思想的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产生环境与这一切有着惊人的类似。所以一代奇哲伟圣的产生绝不是因为一种愿望就可以得来的，他离不开适宜的环境。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你自己不是说现在的天下已经变了吗？你不是说现在有许多与我国力对等甚而远强于我们的国家吗？而现在我们与他们的联系不也十分密切吗？

   　　的确，现在有许多与我国力对等甚而远强于我们的国家，我们也与他们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要说这种联系已经很密切，我是不敢苟同的。同时我们又何尝与这个世界生活在一个相互认同的大背景之中呢？我想我们不会否认我们还存在不少的“地心说”禁区，而且我们似乎也不缺乏摧残伽利略的手段。我们的学术争鸣常常导入带有严重政治性歧视的语言--诸如反对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之类，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最严重的人身攻击，而最终收拾局面者却常常是非学术领域的政治领袖，争鸣的结果当然也要保持大一统的局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些最勇敢的学者也不过常常打一些“擦边球”而已。至于说到一些学术著作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实在是可以见惯不怪的。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争取诺奖、再造孔子，不是一件不自量力而十分可笑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