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5日《联合早报》刊登了杜平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李肇星为何训斥记者》。读完之后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感觉。我深深理解杜平先生爱中国政府、爱中国领导的心情，然而，杜先生的辩护艺术实在太差，忍不住要在这里指出来，算是与杜先生商榷吧！

    杜文的主旨是要为李肇星部长在其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训斥记者的行为进行辩护，而对于李部长的有关行为，本人不拟做任何评价。杜文称“近期以来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加温”，乃是因为欧盟准备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关于这一点，本人也不拟做任何评价。本人只是注意到：杜先生在文章中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与发达国家确实有一段距离，需要改善的地方太多，某些方面也需要得到外部世界的帮助。”随后杜先生又指出“自从80年代末以来，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和围攻，一直使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中极为被动，甚至有一种芒刺在背之感。出于降低对抗、减少麻烦和改善国际环境的现实需要，北京在与美欧国家的人权争执中，交互使用斗争与妥协两手。一方面谴责和抗拒西方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与这些国家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包括同意与它们举行双边或多边人权对话。”我相信杜先生所说的这一些是事实，而且十分赞赏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虽然我有时确实也觉得政府做的还很不够，然而做总比不做好，前进总比倒退好。所以我丝毫不会感到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妥。因此，我对杜先生“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在特定历史时期作出这些忍让，美其名曰人权合作，实际上不亚于有失尊严的苟且之举，实属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说法，非常不以为然。有错误就改、有差距就追，这是一种绝对正确的做法，说什么“特定时期”？说什么“有失尊严的苟且之举”？这不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公然污蔑吗？

    而把这种做法形容为中国政府的“卧薪尝胆”，以求取所谓的“加入世贸组织，争取奥运会、世博会”的主办权，简直就更是对中国政府的恶毒攻击了。这不是把中国政府说成是……

    至于说到“大国地位的堂堂正正”，当然要有出色的经济成就，同时也不必讳言人权问题——如果我们中国的人权状况真地存在问题的话。回避问题、讳疾忌医，恰可成为国际社会诟病的口实；而坦然面对问题，承认差距和不足，并有实质性的改进措施和可信赖的承诺，则恰恰才是取信于国际社会的唯一手段！

    综观杜先生《李肇星为何训斥记者》，可以看出杜先生是要为中国政府辩护、是要为李肇星部长先生辩护。然而，由于其辩护艺术的拙劣，这样一篇“辩护词”恰恰成了一篇丑化中国政府、诋毁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一篇批判稿。真是十分令人遗撼！

    2004年10月15日写于中国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