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庆海

   读了火戈先生发表于《民主论坛》10月7日的文章《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我没有任何同感。而且，怎么读怎么别扭。尤其是读到后来“作为民主运动者，必须树立起一种信心……”云云，直让我对火先生的身份也大为疑惑了。火先生究竟是什么人？

   还是抛开这些问题不谈吧，说下去是很伤感情的，但我希望火先生自己能理解，今后不要再如此态度。

   但是其他一些问题我还是很想与火先生交流一下的，然而希望火先生理性对待。

   在读了火先生的文章后，我回忆起不久前我在狱中时与一位狱友的交流。他自称是中国民主党人，在和我谈起中国的未来时，也是信心十足，他的观点与火先生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用他的话说是：“美国能出华盛顿，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其实象这样的话，我从其他人那里也曾经听说过，而且我自己也是曾经持这种观点的。然而后来我认识到这种观点存在根本性缺陷，即未考虑文化环境的根本性差异。美国之所以能产生华盛顿，在于它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传承于欧洲，从而深具多元化特征。俄罗斯之所以能产生戈尔巴乔夫，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也是因为它的文化还是欧洲式的。而我们中国的文化自秦以后便是一元化的了，而且随着年代的累积，一元化的特征愈来愈强烈。即使有了后来英、法炮舰的入侵，这种一元化的文化也没有任何变化。不仅仅中国如此，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整个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均是如此。你不要看日本现在实行地也算是民主政治，但至今日本的政治从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一元化主义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即使是日本目前的这种政治，如果不是由于其在二次大战中战败而受到作为战胜国的美、欧国家的重压，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比如我们可以很从容地寻找出日本相对于美国在文化上的不足，司法的独立性差是一个；政党政治中无法形成真正强有力的反对派又是一个；在美国，象加州州长这样重量级的许多政治角色居然可以由第一代移民来担任，日本文化有这样的包容能力吗？

   不要拿台湾的国民党来说事儿，那同样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特定政治地理环境下的产物。因为台湾太小，因为台湾需要面对强大的中国大陆的威胁，因为台湾不得不接受来自美国的压力。

   所以，对于今后中国的政治，我不敢象火先生那样乐观。但我倒是认为，中共其实不应该对他五十余年的专制政治承担全部责任。从广处说，我认为此一时代所有中国人对这一局面的存在都负有责任；从纵处说，中国自秦以来二千二百年的一元化文化应为此承担责任。而从更具操作性的意义上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虽然他们自中共建政以来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好日子——实质上也可以说是自秦以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好日子。中国一元化文化的形成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鼓吹和运作——从李斯的“焚书坑儒”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无一例外。所以我们不应该奇怪中国忽然出了许多所谓的“国学大师”，有了什么“国学热”，以及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的杨振宁先生之思想居然那样腐朽！

   因此不要奢望于任何一个个人，也不要奢望于任何一个小集团。如果说是要寄予希望，我是要寄希望于中华知识分子的觉悟。而这种觉悟便是要恢复秦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找回秦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可以预见地是，这一历程远较建立一个政府要来得艰难。我愿与所有与我有共识的朋友共勉：所有中华知识分子，勇敢地肩负你的责任，中华文化必将复兴！

    2004年10月8日写于河北泊头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