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而且现实的人们都清楚，我们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口。由于前期改革的能量已经释放殆尽，同时又遭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我们的经济是否还在保持持续的增长是很令人怀疑的，就更不用说什么百分之几了。启动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决定形势的工作，无论对改革的继续、政治的稳定，它的决定作用均是无庸置疑的。那么如何来启动经济呢？或者说，启动经济需要进行的根本性工作是什么呢？依我个人的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只有一个，即：启动经济需要思想的再解放！

   如果我们具备必要的大度，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对前期改革做一个评价，即前期我们只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农改”）上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这样的评价也许是很难令人接受的。但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评价。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10几年来，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标志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实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还算兴旺的城市非公有制经济虽然以城市为发展基地，但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农改的余热即示范效应、及因农村经济体制发展而来的农业劳动力的大解放。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对农改的成果洋洋自得。因为农改之所以成功，解放思想这一因素所占的成份到底有多大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显然不能忽略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农业生产的根本性生产资料──土地──，具有不可移动性的本质。坦率地说，所谓农改的成功，毫无疑问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而国有企业的改革显然并不具备这种前提：厂房、机械设备、资金等一切工业生产资料都具有可移动性的特质。因此我们在十几年来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改革实验中也就不得不无奈地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即国有资产迅速和巨大的流失。考虑到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应该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夸大并留恋于农改的成功模式，是一种很无聊的事。本着对经济发展负责的精神、因而也是本着对改革负责的精神，我们需要思想的解放、再解放，以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政策保证。

   首先，我们应打破对“公有制”的图腾崇拜。“公有制”是什么？它不过是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方式而已。我们有什么必要把它神圣化呢？“公有制”的神圣化对我们的经济、国家和民族有什么益处呢？对于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智、冷静而且现实的分析。汉朝政府就存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不是说我们国家在那时就已经是什么“主义”的社会了呢？在20世纪末的今天，如果我们再执着于类似的问题，不是说明我们有偏执狂，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弱智！

   国际、国内的实践表明，经济的民营化是在政府政策有效调控下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最优模式。因为只有在民营化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看到最彻底、最有效的市场竞争。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坚决走民营化的道路。

   但是还有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我们的政府有所转变。我们固然应该制定一些优惠的政策以保证国外资金的引入，但是，像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这样一种政策优惠的次序，显然有不能令人理解的地方。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开办的企业却不能取得最起码的国民待遇呢？可以让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限制中国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逻辑！相信这样一种逻辑存在多方面的危害性，比如民营经济的发展被抑制、民族自信心受到伤害、国民向心力减弱等。希望它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应成为解放思想的一个关键部份，因为打破对“公有制”的图腾崇拜本身无疑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保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政治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许多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比如报刊出版业，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缺乏读者的报刊在靠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的强制性推销保持可怜的发行量，一方面是广大读者难以买到足以满足其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信息需求的报刊。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可悲的现象！(199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