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

   “余东风下课！”“徐根宝下课！”“戚务生下课！”“霍顿下课！”“王俊生下课！”“下课！下课！”──这些激昂的、响遍全国的声音可以说是中国足球改革6年以来，最响亮、也最有价值的。如果没有足球，不知道要到哪一年，中国的老百姓们才敢对着这些自称“国家干部”（原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戚务生语）的大人物们喊出这种声音。足球给了他们胆略、激情、参与的意识和负责的精神。这一切可能是足球改革的决策者所没有想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充满地方语言色彩的“下课”声，之所以能传遍全中国，乃是得益于在足球报导领域存在如《足球报》、《体坛周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足球之夜》等许许多多自由的足球媒体。这些媒体在足球报导这一领域，开中国新闻报导自由之先河，为唤醒沈睡的中国新闻自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局面，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因为那些足球改革的决策者知道，足球改革需要观众，因为只有有了观众，足球才会有市场，只有有了市场，足球才可能存在和发展。他们同样知道，这一切只有在媒体的自由参与下才可能得到保证，因为球迷可以从电视中看到他们想看却无法到现场去看的比赛、从报纸上听到却未听到的比赛评论。这样才可以保证球迷们对足球保持一种持久的热爱。而足球评论则促使那些球迷甚至门外汉们对足球更加狂热。当然，这种境况可能还要得益于决策者们可能有“足球离政治很远”的意识，所以足球才可以成为大众发泄的对象，而有关足球的媒体，也才可以躲开“报禁”的限制而成为中国大陆真正自由的、能抒发大众感情的媒体。

   但是，足球媒体天生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手段。它不仅要转播球赛，不仅要告诉大众谁是某一场比赛的胜者，它还要把镜头对准比赛中发生的每一个问题，向大众阐明自己对比赛的看法。同时，它还要就比赛中的一些问题去质问我们那些足球改革的决策者：请问这怎么解释？以显示其对足球的关心、爱护，对破坏足球长远发展之行为的谴责。因为它自己要想生存，就与足球一样，需要观众、需要读者；而上述一系列手段正是其招徕观众、吸引读者的精华所在。所以，足球媒体从一开始对足球的介入就有着独立和自由的意味，不会成为官僚机构的附庸，因而必将成为监督足球改革的主导力量。也许这一点最为中国的足球改革决策者们所不曾想到，但也是足球改革的决策者们最无法左右的。

   所以，我不会奇怪《足球报》悬赏百万巨奖奖励拒绝行贿的裁判，而且声明愿意为中国足协进行有关假球案的调查赞助现代调查工具──测谎器！而《中国青年报》体育记者毕熙东先生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更直指现任中国足协不配领导中国足球的改革。当然，作为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足球改革的决策者们其实很不愿、也不习惯面对一个自由的、无所顾忌的媒体。所以，几年来我们在中国足协和各足球媒体之间看到的多是矛盾和对抗，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辞。如前年中国足协面对媒体对云南红塔与陜西国力的比赛中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追踪报导甚为恼怒。他们气急败坏地指责媒体是在肆意炒作。但当中国足协体会到媒体的存在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现实，而且必需在它的监督下进行各种运作的问题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官僚机构最无可奈何、也是最积极的一个变化，即在发生了1999年末甲Ａ联赛最后一轮前卫寰岛队与沈阳海狮队踢出被全场观众激愤的“假球！”声所淹没的戏剧性比赛后，被迫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的中国足协，竟然主动要求媒体全程跟随采访，以避免因调查过程的黑箱操作而使民众不接受其未来形成的调查和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