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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闲言太石村 李敖闲言太石村
李敖他来了，他又走了。他与商业电视台合作的带有一定商业炒作性质的“神州文化之旅”大陆行注定与他传奇的一生一样富有争议。作家？大师？斗士？流氓？无聊？众说纷纭，曾几何时李敖的作品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好似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如死水一般的文化界，李敖本人也成为了资深愤青在当年的文化偶像。甚至有人戏言，如果李敖在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前驾鹤西游，也许他就是真正伟大的少有争议的作家了，在台湾民主化的这近二十年时间里，李敖迷失了自己。
早在2002年谢泳先生就有一篇文章《别看李敖的书》，其中就有对李敖的点评：“如果早些年还有人以为李敖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那么现在人们可以放弃这种评价了，李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只有在专制社会中才能感到自己存在价值的人，也是一个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对手的人，如果这个对手始终存在，那李敖还有事干，他那些文章，也还有一些读者。而今李敖当年想要的东西，大体上都来了，至少在一个较为现实的社会里，李敖过去迷惑人们的那些小把戏，已经没有人在乎了，李郎才尽了。李敖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好好念什么书，只是有一些歪才。他做学生的时候，几乎骂遍了自己的老师。他那时以追求自由和民主来为自己装点门面，当这些东西真正来了的时候，他倒又喜欢上专制了。中国有句老话，老而不死是为贼，李敖是最喜欢抄古书的人，可常常忘记这个古训。”
作家傅国涌先生认为，李敖“之所以敢于批评国民党，主要的不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冲动，而是别有怀抱，他早已窥破当时的国民党‘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的内心秘密，即使得罪了蒋，最多无非是把他关上几年，既不会终生监禁，也不会被活活整死，乃至在狱中，他还可以遥控出版他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继续他的嬉笑怒骂。他因受难而获得巨大名声，笼罩在‘斗士’的光环之下”。说穿了，归根到底李敖只不过是一个聪明人、一个“识时务的文人”，一个骨子里缺乏理想主义的人。
李敖这次的“神州文化之旅”唯一的亮点恐怕就是在北大演讲中所谓的“金刚怒目”的某些段落，他引用胡适的一番话：“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最大胆的举动是当着北大党委书记的面要他学习北洋军阀时期的北大“站起来”，颇让北大官僚有些下不来台。
李敖不管他自己承认不承认，他都应该是幸运的。他自称13岁“逃到台湾”，但他没有选择权，也正是因为当年的他没有选择权才有了他一生的大幸。李敖在清华演讲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所列举的，一条一条列举的，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出版，言论自由，罢工自由，什么都有，每一条都列举出来了，我不以为他是假的，只要我们认真他就是真的。”这话我好像在李敖的某本书或某篇文章中看到过，只不过是说中华民国的《宪法》中什么权利都有，如今又被他移花接木换人头用在了中国大陆，只不过由谴责大骂两蒋变成了向大陆献媚，这只能让人再次领略千面李敖的风采。在复旦演讲时提到对共产党的态度时：“我们逼他，哄他，骗他，劝他。”储安平先生当年一再强调“拥护党的领导”，只是在后面说了“党天下”就遭到那样的整肃，你还敢逼他骗他，看你是个外来人还有统战反台独的政治需要，对你的北大演讲稿冷处理那是轻的，李敖在台湾两次坐牢是不幸的，但与大陆的林昭、遇罗克、王申酉等人比起来又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些人可从没有逼、哄、骗过共产党，顶多是发出了点不同的声音，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敖如果不是“逃”到台湾，留在大陆会怎样？如果还是在台湾那种脾气，反右时是过不去的，1957年年方22岁的李敖可以在台湾写书痛骂老蒋，而与其几乎同龄的林希翎谭天荣却被打成学生右派。李敖自称有96本书被台湾当局列为禁书，他的书只能通过第N个渠道当成黄色小说在台湾流行，在台湾被禁96本书的时候李敖的书在大陆百分百是“禁书”，在台湾一本禁书也没有的今天李敖能够在大陆出版的书也不多，也就是二十多本。在台湾李敖还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只是受到一些雅致而要是在大陆兴许就是肉体上的消灭，就像林昭遇罗克那样。而要是真的参与过《台湾建国宣言》，那在大陆是万不可能被容忍的，依李敖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活下来，他还是应该感到幸运的。
李敖在香港表示港人不要向北京争民主，这席话引起香港部分传媒批判也就不奇怪了，香港《苹果日报》的“苹论”直接了当的回应“奴才才会放弃争取民主！”苹论指出，“胡适对民主制度的期盼及坚持是众所周知。他主张‘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1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李敖编的《胡适选集》也收集了这篇文章。然而收集归收集，李敖显然不接受胡适的看法。”苹论说，“李敖指北京力量太大、港人不要跟它作对的说法非常荒谬。港人坚持争取民主根本不是为了跟谁对抗，而是在老老实实的说出本身的诉求、而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是为了落实‘基本法’列明的权利。”这显然与当年争取百分百民主有很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也正从另一个角度分别验证了谢泳和傅国涌两位先生早前对李敖的看法和评价，他是一个十分会自我炒作的千面人，他懂得不同场合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李敖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什么自由都有，又要我们“逼他，哄他，骗他，劝他”，这样说话给人有点不负责任的感觉，好像是中国大陆的人自己不去争取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而不是共产党不给人民权利似的。且不说当年中华民国宪法里什么自由都有，李敖怎么不去逼、哄、骗、劝国民党而只是破口大骂，只说最近的广州番禺区的太石村。太石村发生的事情包括台湾在内的大陆以外的媒体都作了充分的报道，李敖先生或者是没看到或是看到了装着不知道，如果是知道太石村的事情还在告诉我们“逼他，哄他，骗他，劝他”就有说风凉话之嫌俗称“站着说话不腰疼”。太石村的村民罢免村里小小的村官用的不是李敖先生告诉国人的哄骗的下三赖的做法，而是用的当今最文明最理智的“依法罢免”，完全是按法律程序。郭飞雄先生在替太石村的村民们出谋划策，太石村的村民既是替他们自己维权，也是在为中国人民争取李敖先生所说的宪法里给我们中国人民的自由。但遗憾的是，依法维权的结果是村委会财务帐本被强行抢走，维权者法律顾问郭飞雄被当局绑架多日并多日绝食绝水抗议也不得自由，到太石村探访的学者和律师遭到殴打而警察却袖手旁观。也不知道李敖先生有何妙计，能从比黑社会还黑的番禺地方政府那里争取到哪怕是一点点仅有权利，而不是空谈的那些宪法中的好似空中楼阁般的权利。
中国大陆还有一位对李敖颇有好感的网络人士，在太石村事件之初高调说出“从问责番禺区民政局做起”让人看出此人还有一定的良心，谁知在十天内风云突变此人的话锋侧重点也就变了，又拿出了从前替强势掌权集团千方百计找理由的把戏，大谈什么中国社会的“刚性特征”，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人均利益资源稀缺与社会负面能量累积的刚性约束下，体制必然是刚性的，即主要只能依赖强制性高压维持稳定。”有了这个结论，强制性有理高压有理，只要是为了所谓的稳定怎么做都是有道理的，没道理的只能是那些村民和维权的知识分子们。也许这就是现今大陆的李敖们所持的立场，就是没有自己的根本立场，怎么炒作对自己有利，如何去好强势着的脉搏，做“一个聪明人、一个‘识时务的文人’，一个骨子里缺乏理想主义的人”最终来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也说明“李敖思想”在中国大陆并不鲜见。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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