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拨开理想和现实的历史迷雾
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日本等待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署名文章，称中国曾实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政策，至今还未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平衡。中国早晚会成为民主国家。中国应从日本过去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控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避免走向“帝国化”。日本外相准确无误地向中国传达着这样的信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成为日益紧密的世界经济一体时代意欲“和平崛起”的中国是否能够得到西方主流社会认同的放心工程。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更应该清楚，中国民主化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它对中国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更为重要，没有宪政民主的社会对中国自己人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对西方的威胁。理想和现实的平衡点又是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相对的公正平衡又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最切合实际的保障，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从公约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到1840年英国人用大炮打开大清朝国门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有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各种思潮，但意识形态占据过统治地位的只有由先秦时代演化而来的诸子百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三种学派。孔子和他的儒家是理想主义，试图通过道德约束包括达官显贵在内的所有人的言行，但现实中的孔子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没有哪个君主会在没有制衡的状况下约束自己的欲望。以苛政而闻名的法家被秦始皇搞得几乎臭不可闻，但它却是后世统治者不可或缺的最为现实的统治工具。被世人看作浪漫代表的老庄道家，在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却是现实的，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几乎都是“盛世”，也是与理想和现实稍微接近平衡点的时代，道家思想始终不能长久占有统治地位，只能是战乱后统治者暂时妥协的权宜之计。儒家是统治者为百姓加上的一件光彩鲜艳的道德理想外衣，法是统治者套在人们头上的一个现实的紧箍咒，道是在社会动荡之后统治者妥协性临时润滑剂。但不管是理想化的道德还是现实的法律苛政，还是相对于对社会平衡有利的无为而治都是至高无尚的皇权有选择性拿来的为己所用统治工具，都是有形或无形加在普通民众身上的枷锁，显然这些都远离我们所要寻求的那个平衡点。三种道不同的学说各自的某些内涵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也许都有其自身的某些合理性，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理论缺陷，谁也无法真正有效的制约至高无尚的皇权和相对普通百姓来说望尘莫及的官权，没有制衡的权利总是那样欲壑难填，显然这才是无法在儒家理想化的道德观和现实化的法家以及无为之间找到真正平衡的根本原因。
岳飞和袁崇焕的身上具有几乎相同的悲剧色彩，岳飞还我河山直捣黄龙的理想显然与宋朝对武将苛刻的政治待遇的现实格格不入，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在有顷覆危险的时候才会给他这样的武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哪怕只是能够偏安一隅有一点点安全保障，武将都会一如从前的受到极大钳制，岳飞是一个很好的军事家的同时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靠理想涉足政治悲剧也就成了必然。袁崇焕之死也是同样道理，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功臣杀戮最狠毒的一个朝代，你有再好的忠君爱国的理想抱负再怎么去想更好的保家卫国，但只要被皇帝怀疑上了就一定会疑罪从有千方百计欲除之而后快。面对明朝末年内焦外困风雨飘摇的社会现实，大多数将领在满清入关选择了归顺，这些降将的人生哲学显然比袁崇焕现实得多。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派也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把自由和民主作为自己的理想，在那个人们见面必称同志或公民的时代，在那个罪恶假自由之名的疯狂年代，在那个断头机盛行的年代，法律成了多数暴民的工具，革命或大多数人的需要就是杀人的理由，最终罗伯斯庇尔带着他的理想连同他的肉体共同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他没有用法律去保护别人最终只能得到与被他杀害之人同样的命运，理想和现实与罗伯斯庇尔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黑色玩笑。
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为这个世界勾画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几度穷困潦倒的马克思却在一面谴责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却要依靠最好的朋友一个资本家的儿子恩格斯用其父剥削来的剩余价值接济才能养家糊口，而马克思本人自己更是无偿的占有了自家佣人琳衡所有的劳动价值，在马克思那里理想化的理论和现实的生活之间的差距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偏差。
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给中国人植入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他自己和他所在的集团却在享受着现实生活中穷奢极欲最为现实的实惠，在三年大饥荒号称与民平等一起减少口粮供应，却在额外根据级别的不同有等级差别的享受着肉蛋或是糖豆等额外待遇，最高级别在最困难的时期每人每天可以一斤肉。还美其名曰“只是分工不同”，但事实上他们却让人民去背那沉重的理想十字架，也就是说理想是别人的只有现实的实惠才是自己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相比现实的许多，无论如何发展经济和对外开放是对的，1978年以后至今的时代与1978年之前相比，强加在老百姓身上的理想化色彩似乎有所淡化但其自身的现实色彩也更加浓厚。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找到理想和现实的社会平衡点，我们始终游离在离平衡点很远的地方。
最近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两部主旋律电视剧如果换一个角度观察并思考问题，用来透视历史不同时期的理想和现实的平衡关系点也颇耐人寻味，一部是刚播放的《乔家大院》另一部是几年前出版去年播放的电视剧《亮剑》。
《乔家大院》弘扬的是一种儒商诚信精神，主人公乔治庸是编导设计出来的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同时编剧又为其设计了非常现实的满清中后期的现实环境。他既爱国又爱民，梦想汇通天下寻求多赢原则诚信经商。电视剧中编导为乔治庸的经商之路设置了层层障碍，最大的阻碍却是来自于最大权利所有者——朝廷，朝廷可以向其借银子西征新疆却也可以赖账不还，乔治庸几次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下了大狱几乎丢了性命，如果不是剧情发展的需要或是出自编导良好的个人愿望，如果真是那么理想化的乔治庸不知得死上几回，有多少身家也得赔的一干二净。剧中男二号孙茂才的一句话让人回味颇深：“你乔治庸就是太把书上的事当真了。”书上什么事？仁义道德。在那样一个仁义道德只是理想的社会，书本知识没有谁会当真，至少那帮权势者王公贵戚没当真，弱势群体能当真？当真了无法存活于世。其实电视剧中理想化的人物乔治庸也有其现实性的另一面，他也懂得花大把银子结交权贵，尽管没有哪本书上会教他这么做，但不这么做有能如何呢？不现实一些，理想只能是空想。
《亮剑》是一部好作品，几年前出版的书要远远好于由书的原作者任编剧的同名电视剧，原作一书从抗战中期1940年左右写到1969年书主人公李云龙自杀为止总共43章，其中1949年建国之前战争的章节17章，建国后26章，而电视剧只拍到1955年授衔为止。原作对共和国的许多非正常现象都有比较深刻的反思，电视剧将《亮剑》变成了一部纯粹的弘扬军人精神的片子，对书中精华部分的大量删除不能不让人感到失望。《亮剑》塑造了两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形象，现实主义的李云龙和理想主义的赵钢。按作者的说法“亮剑”指的是“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信念的主题，将其完全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八路军时期的团长、解放军时期的师长、建国后的少将军长现实主义的李云龙身上似乎并不完全合适。亮剑也应该是有条件的，只能是面对与你的实力相当或是相差不多的对手你才有资格亮剑，否则一亮剑就难逃灭亡的命运，那这种亮剑就没有任何意义，作战勇敢的李云龙战争哲学也是聪明的，将打仗当成经商做买卖的他几乎从不在战场上吃亏。国共两党在六十多年前八年合作抗战其实都是选择的对本党最有利的现实道路，在军事实力上中国军队是无法与日军真正亮剑过招的，国民党军队抗战初期多次与日军会战目的是“以时间换空间”为物资和人员向大后方的转移赢得时间，共产党的军队就更是现实的在大后方扩充实力。国、共、日、伪几个方面在那个前方战士浴血奋战的时刻在后方都在做着很现实的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交往。战争中亮剑的提法并不完全准确，但原作中第二主人公赵刚的理想主义将领的塑造得十分成功，1965年在总参工作的少将赵刚，参加了三十多年革命因为对身外之物考虑得太多了而一直谨小慎微的他终于在批判罗瑞卿的“过关会”上如火山般的喷发了，向着党内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亮出了自己的理想之剑，作了一次精彩演讲。他告诉开会的高官们“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是罪行刚刚在党内露头时，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时，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同志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今天在座的哪位，在今后的某一天，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监狱，请想一想我今天说过的话。”在生存与毁灭之间赵刚选择了后者，最终做了一名被现实抛弃的理想殉道者。李云龙最后的命运也没比赵刚好到哪里去，只是多活了几年，同样在文革这样的现实大潮中选择了自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者在一个非正常的社会中都有了一个同样的悲剧性质的共同归宿。
其实中宣部也没有找到理想和现实的这个平衡点，媒体市场化的现实和喉舌传声筒的理想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宣部看似凶猛实质上往日的威风已经少了许多，至少很难在恢复文革前的那种一言堂了，也只能偶尔出击或是强力管住影响力大的某些强势媒体，在市场化的冲击下中国的媒体在自由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尽管道路曲折也会有反复但方向已经不容改变。
孔子可以有他仁义道德天下的理想，马克思可以有他共产主义的理想，《乔家大院》中的乔治庸也可以尽可能的怀揣仁义经商汇通天下的宏愿，《亮剑》中的赵刚也可以抱着民主自由的理想，思想者本身和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一样至少都有做梦的权利，也有思考和思想的权利，也许具体某个人的想法可能游离于理想和现实间难以找到平衡，也许某个人的理想主义可能成为世外桃源或乌托邦，但这些都不会是问题更不会是整个社会不能在理想和现实间找不到平衡的罪恶之源，而一个社会不能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平衡却是他们这些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痛苦的根本原因。任何一种思想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场合或不同环境下都有可能有其合理性或荒谬性，但它只能是供社会公众选择的一个选项，应该由公众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理想、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现实、什么是他们所要保留的传统、又有什么是他们所要追求的未来，一个社会的平衡还得靠社会选择的最终合力，而不是某个人或一个只占社会少数人的小集团决定整个社会的命运。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