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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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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苏丹的民主
·一个普通人读康晓光和冼岩文章有感
·民主缓行还是不行?——关于“仁政 ”“儒化”再与冼岩商榷
·破解中国足球危局
· 致凤凰卫视总编辑阮次山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 中国大陆互联网实名制一公案
· “想废谁就废谁”是足球中国老板们的什么逻辑?
·阿星们的愿望
·被妖魔化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拷问中国足球契约意识
·凭什么要去理解恐怖主义?——与陈永苗先生《骂声恐怖主义太沉重》和古清生先生《自由主义的天空――说一下陈永苗》分别商榷
·4.17沈阳反日游行亲历记
·话说中国三公消费七千亿
·中国统计数字的悲哀
·由王斌余案想到《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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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权体制道德规范下的诚信如此脆弱——电视剧《乔家大院》观后感
·学习朝鲜学习古巴不如学习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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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削、编造、篡改历史何时休?——观电视剧《施琅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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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高和改善劳动者待遇的重要性
·“重典治乱”当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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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必要为“科索沃独立”兔死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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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秦晖,还是陈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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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骚乱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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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合时宜,建议立即停止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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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人读康晓光和冼岩文章有感

一个普通人读康晓光和冼岩文章有感
    中国农历鸡年的正月偶然读到凯迪网络论坛中间地带分坛版主闲言(冼岩)先生的两篇文章《为康晓光辩护》和《“儒家复兴”与“文艺复兴”——为康晓光再辩护》,文章为广受非议的康晓光先生主张“仁政儒化”的“纲领性”文章《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不遗余力的辩护,又找出康晓光先生的那篇大作一并拜读。对数万言的三篇文章(经统计:康晓光先生的那篇文章有两万六千多字,闲言的两篇辩文共有九千三百多字),产生许多感慨和疑惑,特写此文愿与包括两位崇尚儒家威权主义者在内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士探讨并请教。
    在写文章之前有两点要说明,一是康晓光先生智囊的身份是否属实,也不去考证名为冼岩网名闲言的人姓字名谁,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创作组,是不是为国安拿工资而创作,尽管网络上有多种传闻,我本人都无意去猜疑。本文只会对二位先生三篇文章就事论事有一说一发表一些个人观点和看法。二是笔者觉得有必要先说出本人的观点和价值取向,我比较倾向自由主义,但对社会民主主义某些观点也会认同,渴望民主中国,追求自由,主张社会公正,比较认同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亦是樊百华所归纳总结的“秦晖思想”,最近王思睿先生的一篇文章《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之下》我也持赞同观点,文章认为只要是赞成民主的各派人都应该“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之下”,“不管你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也或是新左派。左中右派(极右、极左除外)可以在反极权、反专制的共同旗帜下团结奋斗,而一旦把宪政平台搭了起来,他们马上就会在这个平台上相互较量,以民主方式展开新的意识形态之争。”康晓光和闲言二位先生站在“仁政儒化”的基础之上,不仅极力反对自由主义,而且公开声明他们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尤其是反对民主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普选”,显然二人是不在追求民主的共同底线之上的,本人也就从自由民主的立场观点出发写成此文。我也可能算是闲言文章提到的“脑袋空空、大话乱说”那种人,只能在此保证本文尽量不说大话,本人不讳言脑袋的确有点“空”知识和学问还差的很多,尽管年龄不算大反应也有点迟钝,不然也不会要用那么多时间去理解和消化我那位沈阳老乡康晓光先生仁政和儒化的观点,打字速度也不那么快,更枉提赶上自称快手的闲言先生。康晓光先生说:“如今儒学被彻底妖魔化了,以至于不懂儒学就敢骂儒学。相反,民主被彻底的神圣化了,不懂民主就敢喊民主好。”也许跟大学者康晓光先生相比我这个能力有限水平有限学历不高的后来者就不能算是懂儒学和民主,说一点不懂也不尽然,对两者我都是仅有一些皮毛的感性认知。头些年我利用业余时间跟一位老师学了点以儒家为基础的国学中国传统文化点滴知识,后来又通过互联网了解了一些民主自由方面的理论,经过多年的思考,在两者之间我认定了自由民主思想,只有民主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二位威权主义者把我的文章权当是从不把自己当成学者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门外汉说点心中所想的大实话,只是想请两位澄清或更加详细的说明“仁政儒化”观念中一些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以下就是笔者分门别类的就两位的观点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关于毛泽东“全盘西化”问题的疑惑
    我与康晓光持不同观点,但还是有可以求同的地方的,那就是否定毛泽东及其他所统治的那个年代,但对毛泽东的看法却与康冼二人有所不同而无法存异。闲言说“中国的红色政权当然没有真的‘全盘西化’,但其主体设计(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西方舶来的,康晓光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指‘全盘西化’。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盘西化’,也只是这个意思。”这里面就有问题,一方面说“中国的红色政权当然没有真的‘全盘西化’”,而又肯定说毛“全盘西化”了,本是“没有真的”不是一个全部并肯定的概念,然后再肯定一个全部的概念,是不是前后矛盾而有混淆逻辑的嫌疑?两位学者不要怪我抠字眼,因为毛是不是在搞“全盘西化”对于我们讨论问题很重要。更要命的是闲言先生篡改了毛泽东的主体设计思想,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我认为是不能概括被共产党称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的毛泽东思想的,君不知毛泽东《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看了多少遍?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不是更贴切点。而我个人又不愿彻底否定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学说,也赞成由此演化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就是马克思“原教旨”社会主义中我也认为有许多好的理论,比如说马克思比较认同民主,他也尊重自然规律,恩格斯甚至说:“人类每一次对大自然的征服最终都要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些都应该是人类思想的精华。当然,马克思许多思想我都是无法认同的,比如:暴力革命、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等。而毛泽东在红色革命以及后来的国家统治中,借用马克思的都是在我看来都是糟粕的那些东西,而把不多的精华抛得一干二净(尊重自然规律是最典型的,毛思想核心之一就是“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显然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后人许多关于毛泽东的回忆录都没提到过他读过《资本论》,如果真的读过的话我想一定会有人回忆出来的,就象说他读过多少遍《资治通鉴》一样。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西方垃圾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垃圾思想的极大成者。
    结论:说毛泽东的红色革命是“全盘西化”和“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至少我本人是万万不能赞同的,至少不能忘记秦始皇朱元璋等专制皇帝对他的影响。
    二.关于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康晓光先生的学术研究好象有一个习惯,就是预先设计一个框架,然后再把那些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削足适履般往事先设计好的框架里生搬硬套以求达到验证自己观点的目的,康晓光解释历史问题时凡是认为好的就归功为威权和仁政,凡是丑恶现象就是没有实施仁政,人类社会上有了民主这个概念后,康晓光先生解释理论又多了一种“民主是个筐,什么邪恶都往里装”,多读他的文章就会觉得康晓光先生始终没有跳出这个由他自己一手设计的逻辑圈套。这一点倒是与崔之元有些“神似”,都是事先设计逻辑圈套,不过崔之元把社会一切好的东西都归为左派理论成功,不好的东西都推给了右派思想,他可以把亚洲金融危机说成是世界一体化的结果,他可以说黑龙江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鹤岗用了左派理论而经济繁荣(我所知道的鹤岗相当贫穷,根本没有什么经济繁荣),都是用这种办法。而康晓光先生在说明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尤其运用了这种逻辑圈套的办法,下面就一一说明。
    康晓光先生首先认为“在中国由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或者是后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政府不再全面地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中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和最重要的资源(财富)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这种说法有点似是而非,不能说全错,但肯定不是全对。中国由极权向威权转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经济活动和财富就真的“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控制”吗?康先生知道辽宁省的仰融华晨被收回国有的事了吗?还有最近的健力宝风波中的健力宝集团脱离三水市政府的控制了吗?还有孙大武的案件,这些都不能说明经济活动和财富已经脱离政府控制了吧?“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资本家和共产党从来没有闹过什么大别扭,它们和睦相处,亲如兄弟。”这话又有点让人不得要领了,有那么曾经的资本家进了班房你能说他们没有与党没闹过别扭,兄弟就是这么个亲法?要我说这个问题中国尽管有向威权转化的趋势,但至少在现在还是一个以极权为主的社会模式,说是后极权时代倒是有一定道理。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民主的社会经济活动其实是一个没有规则权利为大的争利过程,资本在权利面前也变成了“弱势群体”,权利纵容资本是为了争利,权利也会任意将资本没收。政府(共产党)依然控制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中也包括经济活动和财富,至少我看到的是这样。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康晓光先生将其归功前面提到过的实际上还未完全成型的“权威社会”。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康晓光先生将其归纳为“精英勾结,掠夺大众”,康晓光批判并表示不接受当下的丧心病狂肆无忌惮的掠夺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并声称这是“为富不仁”更是“为政不仁”的结果,当然只有用他的儒化理论来解决问题。如果仅是从康晓光说的“现状不应该被延续下去”这个角度来说那也无可厚非,但康晓光先生的最大理想却是“可持续地掠夺,有节制地压榨”,是典型的被当年姚文元批判的那种封建社会清官海瑞的思想,这与自由主义者们即不做奴隶也不做奴隶主也不让别人做奴隶的思想有很大区别的,笔者无法认同康晓光关于“儒化”的思想,至于怎么个不认同,也只有随着康晓光文章的逻辑层次逐步的在下文一一说明了。
    三.康晓光所列的国际组织的资料能不能使其自圆其说?
    康晓光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引用了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组织2003年所公布的全球治理评估报告、世界发展报告及透明国际年度报告等各国资料,作了一个比较:列举了康晓光认为与中国条件相似、相对具有可比性的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口规模比较大、国土也比较大的一些国家,如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欧洲的俄罗斯、南斯拉夫,非洲的埃及,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以及与中国文化比较接近的几个地区和国家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中的一系列数据,其中有民主水平指数(发言权和负责精神) 、经济发展指数、GDP年增长率、 腐败指数、贫困指数、 基尼系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最低,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好(比较1992年到2002年10年增长平均值),腐败居中,贫困的指数相对来说比较低,基尼系数也居中。进而说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民主并无必然联系,“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邓小平道路显然也优于照搬西方样板的“第三波”民主化模式”。
    首先,笔者对康晓光引用的数据有所怀疑。且不说那个表格中所列举的国家适合不适合与中国对比,就是列举国家的中所引用的数据都有残缺,不能全面的说明问题。在比较的方式方法上我本人也有不同意见,就以中国和俄罗斯基尼系数来比较,基尼系数代表贫富差距,通常是越小社会越稳定,且不说我所知道的数据俄罗斯基尼系数近年已经降到了0.4以下,中国已经突破了0.45,就算是认同康晓光表中的2003年数据中国基尼系数0.403,俄罗斯0.487,也不见得中国就比俄罗斯好,因为俄罗斯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从苏联解体到现在就从来没断过,义务教育包括书本和午餐全部是由国家负责,医疗也不用普通人所担心,困扰中国北方的冬季取暖问题在俄罗斯也是国家福利,基尼系数并不能完全的体现社会公正程度,何况中国还有举世无双的城乡差别,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世界之最,改革开放也没见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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