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普

   一、中共把案件判决和申奥挂钩

   杨子立的新青年学会案到今天整整100天了，北京国安局配合检察院仍旧还在进行所谓的“案情调查”。是杨子立等人的案子复杂，需要检察院派专人四处调查核实案情吗？我想不是。其实，在杨子立等人被国家安全局拘捕数天后，他们的案情就大致清楚了。为什么此案一拖再拖呢？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下个月的北京申奥。

   共产党的一惯做法是：既要打压异议人士的声音，又要向洋人显示自己的人权记录不至于坏到哪里去，特别是在象申办奥运会这样大型国际活动时更是有所顾忌。出于这个考虑，对下级机关的行为，也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事要讲政治，一切为了政治服务。故此，杨子立的新青年学会案拖到北京申奥以后再处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湖北民主党的吕新华案，其实案情最简单。抓他的当天，案子就无须再调查了。只是，因吕新华先生直言不讳，他写的几篇文章，着实地令中共不快罢了。

   四川涉嫌民主党的王森案，是个维护工人、农民合法权利的维权事件。因维权心切，也为了避免劳资冲突升级，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以民主党的名义在街头贴了些维护工人利益的传单。此举促使达州市青花钢铁总厂的资方与工人和解，稳定了当地的社会局面。此案早就应该公开审理结案，却一拖再拖，一定要拖到北京申奥过后再处理。

   我的自诉案比起上述案例可说是一个冤情最小的政治迫害案例（2000年3月市社科院院长高起祥借工作考核之名，搞政治迫害之实，将我开除工职而引出的劳动争议案），案情非常简单，三、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这一点北京市二中院早已清清楚楚。但是，它就是拖着不判。什么原因？还不是等着申奥结束再说。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以证明，中共为了申奥，有意把自己不光彩的一面拖到申奥过后再暴露。

   但问题是，中共合适了，我们这些被迫害异议人士，却因北京申奥，遭了殃。

   二、北京申奥让异议人士蒙受经济损失

   近几年来，中共看守所突然开始收费。各地区的看守所收取的费用不等，名义也各不相同，什么杂费、伙食费、零花费、管理费等等。特别是内地的一些看守所，明显地是在敲诈犯人的钱。四川的陈卫先生被拘留过一天，看留所向他索取60元人民币的伙食费。但实际的伙食极差，只有用盐水煮的粥，成本不到一块钱人民币。在看守所内，每人每月至少要交纳300～800元人民币，否则，在押人员既要吃苦头，又要戴个不遵守纪律的帽子。

   如果不考虑申奥因素，我们的案子按照正常审理、判决的进度来讲，早该结案了。在看守所的异议人士，也会在数个月前就有结果了。他们也不用再向看守所交纳每个月的冤枉钱。

   就我个人的劳动争议案来说，从2000年4月初立案与院长高起祥打官司，至今已1年3个月。本案按道理应该在2000年底以前结案。由于两会、申奥等政治因素的干扰，本案已被立为“特案”，至今仍未结束。只因本人坚持打官司，不服输，故此1年多来，本人没有得到过单位和社会上的一分钱的补偿。中共80年前建党时，用人单位开除雇员时多少还给几个铜板，80年后的今天，中共用百姓的血汗钱，大张旗鼓地庆祝它所谓的“80年辉煌”时，却严打上访群体，一分不给，其心真比“黄世任”还恨毒！

   三、中共申奥首先应该改正自己的错误

   今天是奥林匹克日。中共虽然也在拿它说事，但奥林匹克精神它却给辩称是一个纯体育、与政治无关的概念。奇怪的是，中共讲政治讲了80年，无处不讲政治：抓捕杨子立的新青年学会是出于政治需要，逮捕湖北民主党员也是政治需要，缉拿四川民主党涉嫌犯更离不开讲政治，将我开除工职，案件拖着不办，在经济上令我蒙受巨大损失，也离不开讲政治。恰恰在申办奥运会、与洋人打交道时，中共却一反常态地反对讲政治。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中共在国内讲政治，是想永远统治百姓，做一党天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洋人面前有时不讲政治，而讲实惠，也是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

   中共申奥本是一件正常的行为，但是把通缉、逮捕政治犯、用看守所来发财，并把这些视为自己的所谓“内政”，那就大错特错了。奥林匹克精神离不开维护良知和正义。通缉、逮捕政治犯、用看守所来发财，决不会是奥林匹克精神。

   希望中共纠正自己的错误，停止通缉、逮捕民主党人，释放看守所内的异议人士，释放监狱中的政治犯。这样做，世界人民是欢迎的，申办奥运会也是有希望的。（2001年3月2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