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普

   3年前的11月30日，是徐文立先生再次被捕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9点多，中国民主党副主席查建国给党部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徐文立被抓、被抄家的消息。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等民主党骨干的家门口被警车堵住。警车的马达声在深秋宁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

   我与徐先生虽在民主墙时期就已相识，但要说共事，时间还要推到1998年开春以后。此时，他的家和季节一样生机勃勃、热闹非凡。每天，来来往往的热心朋友少则十几个、多时不下数十人。有的朋友一呆就是一天。他家的两小间简易房，人总是挤得满满的。一些“悄悄话”有时不得不去厨房里说。他是一位精明强干、有组织能力、热情好客、不知疲倦的人。凡到他家登门拜访、想与他结交、或托他办事的人，均可得到他满意的回应。就是他一时不能帮忙解决的问题，他也能令拜托人心悦诚服、高高兴兴地离开。因此，北京的大多数民运朋友很自然地把他的家当作民运基地，把他看作民运的带头人。

   徐先生经常把自己和朋友们对国际、国内的热点问题、重大事件、民主理论探讨、政治变革的对策研究等方面的论著和相关文稿，传递、寄发到全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家里（有选择地也转发给官方和新闻媒体），让大家了解到民运的进展情况。正是这项有力度的宣传工作的及时和到位，使得全国各地民运朋友的的干劲倍增。武汉的秦永敏主办的《中国人权观察》、我发起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全国出现的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都与他前期民运的准备工作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那时的徐先生为了推动民运工作，晚上休息的时间很有限。有时，他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就是在这3、4个小时里，他也免不了经常接受国外的媒体采访。我记得，有一次晚上10点，洪明给我打电话，说老徐家里的电话没人接，怕出事，让我也关注一下。我打了几次也没人接。事后我问徐先生才知道，他太累了，实在挺不住了，把电话线给拔掉了。据我所知，除人为故障（电信部门捣乱）外，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自我放弃使用电话的权利。

   徐先生的妻子贺信彤女士，值得在此一提。在民主墙时期，她把自己的家当作《四五论坛》的编辑部。在徐先生10多年的牢狱监禁结束之后，她把自己的家再度当成民运的办公场所。面对每天熙熙攘攘的来客，她不能正常生活起居。除整天接待徐先生的朋友、给他们烧水做饭外，她对徐先生没有怨言和责怪。在徐先生两度被中共投入监狱后，她不断为自己的丈夫奔走呼吁。她深知自己的一生不可能享受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要嘛，与丈夫铁窗相隔；要嘛，整天过着民运大家庭清贫的生活。

   从93年开始，中共为了政局稳定，把3年一届的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改为每5年举行一次。98年正逢代表换届。为了迎接这次难得的基层代表的竞选活动，徐先生在97年就对中共推行的现行选举制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也与我合写过相关的文章。98年夏季，我们以“政治反对派群体”的形式，对中共的选举制度发起挑战。他受我们的委托向新闻界发布了10几篇参选新闻稿，接受了众多记者的采访。最令中共恼火的是，他直陈现今官方领导的人大代表选举“是黑箱作业”。中共的法院在把他判处13年徒刑时，把这句话也当作对他量刑的根据之一。

   徐先生前后被判刑期长达28年，6次被抄家，传讯、拘留一类的迫害则不计其数。但无论是在监狱中，还是在监狱外，他那为民主甘愿坐牢的超人勇气和献身精神，始终是我们民运人士的光辉典范。他20年多来，对中共警方的威逼利诱从不屈服。他领导民运朋友冲击专制体制的行动从未间断。他追求民主的坚韧和执着，不但激励过许多民运的后继者，就连中共警方也被他的伟大人格所折服。

   在新世纪到来之前，面对中共集权专制的野蛮残暴，许多民运朋友选择了去海外与中共对抗。而徐先生却以立足国内、“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印证了自己是个挑战中共专政的跨世纪头号政治犯。用中共的话说，徐先生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头面人物”。得此殊荣，徐先生高山仰止、当之无愧。（2001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