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路不通的时候，政府与国民共同表现了作者所批评的"灾民理性"，两者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在他们的政治逻辑观照下，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不应该暴露祖国的问题的。与这个思路相伴随的另一个思路就是，中国人将梦想寄之于毛泽东。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不仅"新左派"怀念毛泽东，工人怀念毛泽东，连"第四代"中国领导人履新之始，也要去西柏坡巡视一番，以示不忘"无产阶级革命"之本。不少外国学者对这些现象万分不解，他们问我："如果中国人认为毛泽东的统治是好的，那为什么要改革？如果改革这条路走对了，为什么上层与下层都要怀念毛泽东？"我告诉他们：中国人最大问题是没有忏悔精神，至今为止，认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书是被禁止出版的。年轻人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也不知道"伟大领袖"毛泽东到底做过些什么事情；还因为毛泽东本人，至今也还被中国共产党高高供奉在神坛上。社会主义制度的谬误，毛本人的一切错误都由"四人帮"承担，"左"成了共产党清洗自己的污水桶。工人们怀念毛泽东，是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保护缺乏竟争能力的社会底层的铁饭碗制度；政治高层怀念毛泽东，是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严密控制社会一切领域包括思想控制的铁腕专制统治，以及在国民心目中无上的威权地位。各唱各的调，供奉的偶像看起来是一个人，但在不同阶层的人士眼中，这个偶像代表的政治内涵却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国人为什么连反思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任不寐在"中国人为什么不忏悔"一节中，有很独到的分析。我至今也未研究过中国人形成不忏悔的文化源自何时，因为孔子曾说过"知耻者是为勇"，但我对共产党文化缺乏忏悔意识却非常了解，这种文化其实影响到受中共"党文化"教育的整整几代人。中国政治运动次数之多，堪称世界之冠。我们听到的只是每次运动中政治地位较高的受害者各种形式的控诉，但却鲜有人忏悔自己亲手制造的罪孽。即使有，那也都是在历数其他人的罪孽，或推诿于时代环境所造成。老一代共产党人，至今只有李慎之先生的"革命压倒民主"一文，对自己参与其中的革命作了反思。也许是在中国"忏悔"太难，所以"忏悔者"往往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譬如瞿秋白先生因出于自述心曲而写的《多余的话》，反思他亲身经历的"革命"，因此共产党至今不肯为他在社会主义礼拜堂里安放"神位牌"；而方志敏写的以中国共产党为读者的《清贫》与《可爱的中国》，却永远成为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献身楷模。

   　　鲁迅当年写过《阿Ｑ正传》，认为中国的病根乃在于中国人的精神。其实那时候的中国人还因为传统道德残留之原因，尽管崇拜强权，但还没有可耻地将善与恶一视同仁。８０年代中国人也曾反思过国民精神，但浅尝辄止，以后又是"中国人如何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国粹自傲占了宣传主流。在目前，由共产党倡导的"爱国主义"与民间与之相呼应的"民族主义"成了主流思潮时--政府甚至要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的功过是非重新撰写--任不寐的《灾变论》只能在海外出版，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思想界（如果还有一个"思想界"存在的话）的遗憾。

   　　鉴于这本《灾变论》与当代中国政府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必然不相容，我建议那些不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去找三部影片来看看，一部是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变迁的《日瓦戈医生》；一部为"Ｓｕｎｓｈｉｎｅ"，以一位匈牙利犹太裔富人一家三代在２０世纪踣跌起伏的经历，反映了匈牙利这个国家在２０世纪的命运；还有一部则是张艺谋导演，反映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后命运变迁的影片《活着》。这三个国家有着相同的经历：共产主义革命。但因为三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以及国民素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在这场历史浩劫中的表现不同。俄罗斯与匈牙利的社会上层虽然同样被历史风暴绞得血肉横飞，但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场革命，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中国国民面对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所表现的那种自觉与服从，以及浸透这种"自觉与服从"中的畏琐、卑下，却是那两个民族所没有的。看了这几部片子以后，我就一直在想，也许就是国民素质的不同，决定了那两个民族能够从共产主义阴影下走出来，而中国却还只能继续怀念毛泽东。

   　　一个民族只有认真地忏悔本民族的罪孽，才能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任不寐的《灾变论》虽然读起来让中国人不会那么愉快，但他对国民性的剖析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我们苦难的根源。

   ２００３年１月３日～５日写于美国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其时正值大雪纷扬。

(读任不寐的《灾变论》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