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些投资于媒体行业的私人资本，据笔者所知就有多家，如《环球企业家》、《港澳经济》、《新周刊》等等，而这些媒体什么时候敢唱些与中国官方“主旋律”不同的声音？其革新主要体现在非政治领域内及印刷与装帧上。

   一条有关媒体产权界定的消息一直被有意忽视：1999年10月21日《新闻出版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披露了一条重要新闻：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财政部和新闻出版署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的产权界定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中国媒体是国家的特殊行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因此不适用“谁投资谁所有”的企业资产认定的原则，一律算作国有资产。该批复还强调此规定适用于所有中国报纸。外资要想获得在媒体业的投资权益保障，还得要看中国政府何时废除这条“行政性法规”。

   第三条就是设立了种种限制舆论的恶法，封堵民冤。从90年代以来，中共已经频频动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这三条罪名来压制舆论，再辅之以由宣传部门实施的处罚，为了生存，媒体已经高度自律。 香港除了《文汇报》《大公报》之外，大多数媒体并不依靠中共政府投资，但这些年来已经噤若寒蝉。而中国政府还不放心，迫使香港制定“二十三条”恶法，以颠覆香港社会建立已久的自由秩序。连香港人都知道，只要通过“二十三条”恶法，香港的言论自由将成明日黄花，至于媒体的投资者是谁，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

   值得提醒的是，这些论者有意屏蔽了几条重要信息：一是SARS期间关于严惩传播SARS谣言的恶法出台，并依此恶法抓捕了几十个人。这条恶法的关键在于：凡不同于官方SARS版本的一律被视之为谣言。这种恶法能够公然行之于中国，是对言论自由与法律尊严的最大亵渎。二是前不久对北京四位在学术层面上讨论“宪政民主”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判以重刑。三是就在7月，被中国视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政府推出《出版导向预警工作办法》，对该市所辖的报刊、电台、电视等新闻出版物进行“制度性”的审读预警处理，对出现“政治导向偏差”的出版物采取“审读意见”的形式，通知出版单位，凡一年收到两次“预警通知书”的，将在内部通报批评，收到 3次者，要处分主管负责人，甚至撤职。当局计划通过此举，“制度化”地监控传媒业。

   可以预期到的是，“实施细则”将结束不少媒体的生命。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中国媒体将为了生存，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中国媒体从业者在90年代媒体市场化这一过程中努力开拓，如对腐败的有限揭露、环保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化议题的讨论，确实部分消解了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这一角色的作用，但“实施细则”将使中国媒体市场化的成就重新回到九十年代初这一起点。

   阅读中国政府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确实累人，但恰好这是最重要的信息。“实施细则”既已颁布，在新浪网等各大网站上也可下载。如果大多论者能够认真阅读，可能就不会再有“新闻媒体改革”的神话流传。

   2003年8月17日完稿

   ——转自《华夏电子报》

(2003年中国“新闻媒体改革”改了什么？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