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五年前，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在国内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造成强烈的轰动效应。最近，海外的博大出版社(Broad Press Inc.)推出了该书的最新修订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是增加了一九九八年以后的新数据与资料，并对旧资料作了一些删节；二是做了一些结构性调整，如将2000年发表在《书屋》杂志、被中国读者视为《中国的陷阱》的姐妹篇，令中国政府极为震怒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作为本书的第十一章，并重写了序言与结语－－以前在中国所写的结语，因面临太多不能直言的禁忌，充满了曲笔－－作为作者对中国跛足改革的基本判断。

   五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都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国人对于反腐败问题在五年前曾经有过的一点希望如今更加渺茫。

   五年前，朱镕基走马上任国务院总理，誓言要闯地雷阵万丈深渊，还说要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装贪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汪道涵每到一处，都要向当地官员推荐何清涟的这本《现代化的陷阱》。可见在那时，中共高层也有人下决心反对腐败。然而五年过去了，何清涟这本书在国内遭到查禁，何清涟本人也被迫离开中国来到海外；朱镕基反腐败无功而还，腐败则愈演愈烈。胡温上台，虽然也试图带来一点新气象，但是在反腐败问题上就连“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种门面功夫都没有做。时至今日，中国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何清涟在修订本前言里引述了一位深圳官员的话，那位官员对官场的腐败非常反感，但是他说“我们没办法，身在衙门，不由自主。一个社会如果十个人中有七个做贼，剩下的三个也得跟着做，要不然你就会被真贼当作贼来抓，因为你不贪污腐败，别的人心里就不踏实。”这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官场，已经不是清官整贪官，而是贪官整清官，贪官要把那些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个清官拖下水，要贪大家一块贪。

   何清涟这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引证的材料丰富翔实，涉及到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犹如一部当代中国的小百科全书。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的分析与评论十分深刻，发人深省。尤其是在重新写成的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国”和结语“中国改革的得与失”里，作者高屋建瓴，从整体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作者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当初化私为公的革命的一种逆变－－化公为私。中共先是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然后又利用权力把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我完全赞同作者的这一概括。我先前也讲过：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这是在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的，独一无二的。在描述当今中国的腐败现象时，有人把它比作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政权，比作苏哈托时代的印尼与某些拉美国家，或者比作一党专制垮台后的俄国或东欧，其实都不准确。因为当年的国民党和苏哈托或拉美国家都不曾搞过血腥的共产，而俄国和东欧好歹都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改革，所以它们的腐败程度都不能和今天的中国相比，其性质更有不容否认的区别。中国的腐败岂止是腐败，它简直就是抢劫。

   不错，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于是，不少人说这是邓小平路线的胜利，是只改革经济体制并推进市场化，而不改革政治体制且不推行民主化的路线的胜利。我承认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中国是在专制高压下推行经济改革，因此实行起来全无掣肘，格外顺利，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私有化的“交易成本”果然很低。 然而，中国的私有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整体缺乏合法性。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是，因为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其基本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却无可置疑。虽然十几年来这些国家多次政党轮换，但产权配置的结果却得到公认，不曾有、也不会有“秋后算帐”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私有化是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的结果就不会被世人所承认，由此形成的产权配置就没有合法性。

   回溯这段历史，可以做出结论：在中国，倘若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过分地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贪污腐败绝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般肆无忌惮的地步，贫富差距更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般惊人。倘若中共能在早些时候就开始政治改革，纵然某些权势者一度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民众还不难予以包容，把它视为赎买，视为换取政治开放的不算昂贵的代价。可是，腐败一旦太过分，而且这种过分的腐败恰恰又是在残暴高压的保护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血腥镇压民众的人同时又攫取了惊人的由民众创造的共同财富，这又如何能让民众包容呢？我承认，当人民还慑于专制统治的淫威，还没有发言权的时候，他们只好忍受，只好满足于从权势者的豪华筵席上捞一点残羹剩菜。可是，一旦他们赢得了民主权利后，情况又会如何呢？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这种抢劫式的改革究竟还能持续多长时间？正如何清涟提到的那样，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何清涟写道，自从她这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以后，“笔者所到之处，海内外人士向我提出的问题就成了这样：‘中国共产党还能支撑多久？中国什么时候崩溃？’”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中共当局继续只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而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继续权贵私有化，只不过在掠夺瓜分之余也给老百姓一口饭吃，并凭借现代化的国家镇压机器，把一切“动乱”因素扼杀在萌芽之中，然后经过几个世代，不法之财由于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但是，考虑到现代人平均寿命的显著增长，考虑到信息时代各种重大事件记录的完整精确，要让后人忘掉眼下这段公开抢劫的历史从而放弃追究，那实在是太难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

   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有两种可能性：一、如果在这段期间之内出现重大危机，中共的镇压机器失灵，各种被压制的矛盾就会爆发，整个社会便可能陷入极大的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才匆匆引入民主机制，恐怕也难收立竿见影之效。二、如果中共专制政权竟然挺过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缓和了贫富差距，一方面通过时间使黑钱漂白，那只会使它对人权、民主与正义等理念更加蔑视。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显然，这两种可能的前景都令人恐惧，而后一种前景尤其恐惧。

   因此，要避免上述两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现在加紧推动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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