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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溪:现代中国侠女何清涟与她发现的中国陷阱
陷阱!陷阱!
小心!小心!这应该是听到有人喊「陷阱」的自然反应。可是,还是有许多人掉进去,包括不少台商。
喊陷阱的不是台湾人,是出生于湖南的中国女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她喊「陷阱!」并不是专门喊给台商听的;不是,她是要向全中国人大声疾呼的;更正确的说,是要警告中共政府的,因为这些陷阱正是中共官方布下的,解铃还须系铃人。
几年前我有幸读到第一版的《中国的陷阱》,现在知道何女士此书的修订版即将面世,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特别向所有关心中国经济与台湾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人,真诚、郑重的推荐这本书:这里有您不能不了解的中国经济真相。
原始资本累积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在披露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出现的种种问题,包括贪污腐化、贫富悬殊、道德败坏等等。由于这些问题是以公权力介入造成的,所以特别严重。这些现象,在书上是以「圈地运动(瓜分国土)、自发性私有化(化公为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权力市场化或权力资本化、国家机会主义」等呈现。这些问题也可以综合成一个观念,就是「原始资本累积」。
所谓「原始资本累积」,在此是指「资本大量地、掠夺式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意思。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是结合了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原始累积成为一个很煽情的批判。但这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主意;就像凯因斯学派(Keynesian)很盛行时,有人就指出这个学派的很多主张,并不是凯因斯(J. M. Keynes)本人的意思一样。《中国的陷阱》第一版有一篇秦晖写的导读,里面花很长篇幅讨论「原始资本累积」。根据他的说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分别在两章提到「资本主义累积」与「原始累积」(previous);后者是指「在资本主义之前,有一种『原始累积』…」。这种原始累积,指的是一些与市场机制无关的抢劫行为,如强迫劳动、猎奴、海盗、强占公产、抢劫黄金等。但是,这样两个不相干的名词,因为英文(previous)译成德文(ursprungliche, 最初的、原始的),再传到俄国,就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累积」。中国人把它译成「资本主义中『最初』累积」,于是,原来与资本主义无关的「原始累积」,就被附挂在资本主义里面了。
造化弄人,这样用「血和肮脏」对资本主义的无情痛斥,竟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活生生的公然演出!《中国的陷阱》作者自订的英文题目,就是The Primary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现代中国的原始资本累积)。了解真相后,您也可能会掩卷叹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最严厉、最激情、最煽情的批评,原来讲的是它自己!
腐败全民运动
何清涟在这本书搜集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本累积」的腐败事实,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被政府刻意掩盖的根本经济真相。这些个别案件,不论是讲国企主管如何将国有财产「五鬼搬运」到私人库房,或泛滥成灾的地下工厂如何生产伪劣商品,或官场里优败劣胜的人才反淘汰,…很多是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所不能想像的。但是,最根本的腐败在于体制腐败。这种制度结构性的败坏,已经不是任何个人能够改变的了。
中共官员的腐败,连年得到首奖,是中国百姓最痛恨的社会问题。连中共党内中高级干部都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人民甚至认为腐败的官员连妓女都不如,说妓女拿了钱还要提供服务,而这类人拿了钱,连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顾。网路上流传一个「妓女万岁」的贴子,举出四十五种贪官不如妓女的理由,结论要求贪官向妓女学习,以达到妓女水准。
但是,量大后可能产生质变。据2003年的一项「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统计调查,几年来一直名列前茅的「腐败」问题,已经一落千丈,几乎快要被挤出前十名了。分析家说,这不表示中国的腐败问题减缓,而是人民「哀莫大于心死」,因为心死而不在乎了。过去,人民还会对腐败冷嘲热讽,官方就虚与委蛇,偶而也杀几个失去靠山的贪官,来平息一下民愤。对那些真有影响力的,如记者,或上访反贪、锲而不舍的人,官方则是给予严厉打击;迄今中国仍判刑关押不少记者,也有为此而牺牲生命的教师。
当民间对腐败的影响,有如「清风掠过一沟绝望的死水,吹不起半点漪沦」时,失望的百姓的可能反应是同流合污,一齐腐败。百姓的腐败就是道德沦丧。在中国,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化妆品、饮品烟酒、服装鞋类、音像制品、药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最为严重。市面上有假菸、假酒、假药、假木耳、假牛奶、假种子,人们普遍讲假话,学校发假文凭、办假留学,企业做假帐,股票假上市,官方也不甘落后,创造假数字、办理工程、伪造假民谣,在天安门公然上演假自焚。外国杂志以「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不反腐会亡国
中国腐败的问题非常严重,可说人尽皆知。很多地方都发出同样的声音:再不反腐,中国就会亡于腐败。朱熔基1998上任总理时,提出「二百口棺材」论,说要用199口来肃贪,留一口给他自己;意思是命豁出去了,一定是要消灭中国的贪官腐败。多大的魄力啊?!2002年朱熔基下台了,结果呢?
新纳入本书第十一章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是《中国的陷阱》(第一版)出版后,作者发表在湖南《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的文章。据说,这是何清涟遭到整肃的导火线。在那里,何女士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的官僚阶层现在则演变成新精英阶层(官僚精英与经济精英结合,外加知识精英),依中国宪法规定应为领导阶层的工人与农人,竟沦落成社会边缘层,中国已经由老权贵带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社会」。
精英集团为了分享内部资源,建构了政治、文化、经济资本的可转换性,在公权力介入的所谓改革中,将权力资本化来累积私人财富。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腐败也因量变而质变:八十年代是「个人腐败」;进化到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的「组织化腐败」,特征是一把手(单位首长)带头腐败、机关间权钱交换、下级向上级贿赂以获得上级财政支援;到1998年以后,再进一步演化为「制度化腐败」,不但腐败普及到各机关,而且发展出制度性的分配机制,减少腐败行为造成的磨擦,这时,抓贪污反腐败沦落为政府高官间权力斗争的工具。
那么何谓资本可转换性呢?我们以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转换为例,何清涟说,典型的作法是让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结成血缘关系,通常就是「一家两制」:丈夫或家长当官,妻子和儿女就拼命捞钱。就这样官商合作「权力资本化」,结果,占全国1%的人口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边缘化了:他们失去工作,失去土地。
这就是魄力十足的朱熔基执政十年的成果。不错,不反腐会亡国。但是,当腐败制度化了,机关之间形成一套分配机制后,真要反腐,必然会激起党内既得利益者的反弹。所以中共掉入了一个「不反腐败亡国、反腐则亡党」的陷阱里。
大时代的见证
这本书并没有一般经济学术专著中烦人的理论模型、数学符号、或百分之多少显著水准的统计回归分析。这里有的是:大量的一手资料与经济史实,经过作者有系统的整理、分析,进而对中国改革开放前景提出推论。可能有人忘了,其实「理论」就是用来帮助我们发掘现真相的工具。而这里所讲的,正是「真相」。这本书是一个大时代的见证。
什么大时代呢?共产主义统治人类超过三分之一人口达五十年,后来证明它是不行的。不行了,就要改变,但如何收拾这场悲剧呢?一个国家要从共产主义改邪归正,变成资本主义,有两条路:一条是一下子就改变过来,学理上叫做「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另一条路是慢慢改变,称为「渐进疗法」(gradualism)。前者以苏联为代表,包括东欧共产国家,它们的特征就是共产体制几乎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后者主要就是中国。从表面上看,苏联解体后,有一段不短的痛苦时间,经济负成长、社会混乱。但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一路长红,经济连年高成长,甚至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屹立不摇、一枝独秀。不少人看到这个表相,就得到一个结论,说渐进式的改革才是正确的制度转型途径。但是,也有人慧眼独具,认为渐进式的体制转型,是在制造另一场悲剧;因为缺乏宪政体制改革的经济转型,表面光相亮丽,实则「败絮其中」。经济学界对此已有坚实的学理论述,何清涟则从实务面见证了这段历史。
中国这场渐进式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计画经济退位,但补位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放任官员进入经济领域,「随意化」的行政干预。说是体制改革了,好像是说中共放弃共产体制了,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性国有机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本加厉;因此,取而代之的,是半市场经济与半随意化行政干预的双轨制。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76年出版他的《国富论》时,对这种体制就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他说,「任何两种性格,都没有像商人 (泛指所有企业经营者) 与君王 (意指政府) 这两种性格那么矛盾。商业性格是极坏的君主,而元首性格则是极坏的商人。」中国渐进式的体制改革,正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矛盾的组合,它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
何清涟女士的这本巨著,就是中国大陆这场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见证这种改革掉入了腐败的陷阱,陷入了一个流沙阱,先是官员没顶,百姓随后遭殃。
湖南邵阳才女
1989年「6.4」之后,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中国知识份子留在国内的不多,何清涟女士是其中之一。她留在深圳悄无声息地做研究,1996年8月本书初稿完成后,作者周游北京等五省市九个出版社长达一年半之久,虽然获得编辑赞赏,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敢替她出版。何清涟后来写道:「在无可奈何之中,我这本写给大陆中国人看的书,却只能拿到大陆之外的地方出版,其中所蕴含的种种无奈和痛苦,已不是几千字的短文所能述说的。」
在一篇〈何清涟敲向了中共的丧钟〉的文章里,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法律编辑兼记者张伟国透露说,就在《中国的陷阱》1997年9月在香港出版后,中共最高层就有过激烈的争论。当时,他们不仅曾派人专程到香港购书,并由安全和公安部门同时做好了拘捕何清涟的一切准备工作。但不知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让这位出自湖南邵阳的才女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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