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国内各大媒体热烈推荐的“一二三工程” （全称为“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被誉为中国反腐新突破。

   细究起来，这篇煌煌数万言的“反腐秘籍”中，却毫无新创，比如开设退赃的公开帐号一举，深圳早在五六年前就试行过的，叫做“廉政帐号”，鼓励贪官们匿名退款。但据说开设半年多后，并无人来退款，“廉政帐号”也就无疾而终。

   所谓“存款实名制”，中国早在1998年就开始推行，这一制度要求中国公民到银行存款必须提供身份证，以供查验。而贪官们也自有高招对付，不过是将远支近亲包括保姆的身份证全部用上。政府本意是想钓鱼，无奈鱼很聪明，通过“存款实名制”，暴露的贪官竟然几乎没有。

   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也已经用立法的形式于1996年出炉，并先在北京深圳等地试行，但结果是官员们人人隐匿财产，政府也无法查纠隐匿者。因为法不责众，走走过场罢了。至于奖励举报者50％，当然是出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考虑，问题在于，贪官污吏早就结成一张张巨大的利益网络，举报者饱受打击，最后被弄得家破人亡者不在少数。更何况，“外部人”不了解内情，据风闻检举往往难以查实，而“内部人”如果不发生分赃不匀之事，又有谁愿意检举？

   “以俸养廉”则是来源于清王朝的故智，有如清中叶兴起的“养廉银”制度与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新加坡的高薪养廉顾名思义即可明白，而清代的“养廉银”制度，本是雍正皇帝考虑到当时官员俸禄低这一特点，体谅下属，将各种贪污腐败的陋规合法化，创设“养廉银”制度，指望从此官场稍敛贪腐之风，但历史证明，“养廉银”制度将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变白之后，却并没有养出清官廉吏，贪腐之风日炽，用雍正皇帝恨恨不已时的话来说：“贪官污吏，杀不胜杀”。

   “退赃”则有如清乾隆中期推行的“议罪银”制度。清乾隆时，为了满足日渐庞大的开支，创设“议罪银”制度，各省总督巡抚因过失、犯罪而交纳的议罪银少则万两，多则数十万两，一般解交内务府广储司，成为天子私库。这一制度开设以来，涉及官员之多，银两数额之大，对当时宫廷财政以及吏治败坏的影响均前所未有，负责为乾隆办理议罪银缴纳事项的和坤则因此中饱私囊，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巨贪。

   “议罪银”制度之弊，实质上是：银子都进了贪官污吏们的私囊，皇帝严重不满，就利用手中操有生杀予夺大权，让贪官污吏们拿出部分来分赃，整个行动有如中国民谚所言，“窃贼手里强盗打劫”，其“分赃”的意义大过制止“贪污腐败”的意义。

   再回到“一二三”的“二”――即第二条规定。这条规定实际上等于让官员交钱买“官位保险”，不管你贪污了多少，只要交上“买路钱”，上峰就既往不究了。从实际效果来说，这条措施实际上等于让贪污腐败合法化。

   第二条规则只在一种情况下有效，那就是假设官员们个个贪污腐败，“洪洞县里无好人”，个个都贪污，中央政府以此为前提，向地方官们勒索金钱，每人都得按官员职位高低，亦即官职本身的含金量向上峰交纳“官位保险金”。但中国政府目前又不能如此假设，那等于承认“贪污的恶瘤”已经无药可医。当年深圳的廉政帐号形同虚设，而现在旧法新用，作用也将会有限。

   中国贪污腐败之风难以遏制，其真正原因在于一党专政，对权力缺乏任何有效的监督机制。中纪委，反贪局，那都是自己监督自己的“同体监督”；而且，媒体被严格的控制，政府对敢于突破禁区、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记者与媒体予以重惩。根据世界反腐经验来看，异体监督的效果优于同体监督。反腐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政治民主化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即异体监督。二是新闻自由，让权力处于社会监督之下，舍此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