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文集：焦国标与卢跃刚为了思想不再被奴役

所有的专制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选择愚民政策，因为无知的人民容易被专制者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愚民政策一般都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通过教育对民众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包括经过美化的中共历史与「爱党」「爱领袖」教育；二是控制媒体，美化现实与政府，掩盖社会阴暗面。用中国政府的行话来说，叫做「多做正面报道，少做或者不做负面报道」。在专制统治下，操纵舆论就能操纵人的思维和行动。

前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都将媒体当作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器。苏共的这一统治经验，尽管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却被中国政府全盘照搬，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简言之，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新闻媒体控制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控制，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思想罪」迫害人的惨剧更是越演越烈。在毛泽东时代两度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因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曾在晚年反省说：「我当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部长，只干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这一批，再整另一批。」在中共官方的宣传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一直被贬称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价值观」，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只是不再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出现而已。但每逢整肃思想异端时，这套老调还是免不了重弹，尤其是官方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时，这套说词总要出现。

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控制新闻主要依赖于更精巧的技术控制，其手法比当年的苏共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也更成功，且不容易被国际社会觉察。比如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故意模糊这种法律本身就是「恶法」，却给国际社会造成所谓「依法办事」的错觉。中宣部在发布各种禁载通知时，也不再像「六四」以前那样公开下达文件，而是通过电话通知、内部会议等形式。这些会议公布的内容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传。其目的很清楚，「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猎名」（猎取名誉）。

江泽民统治后期，更是确立了一条「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对所有「政治思想罪犯」与「良心罪犯」，不是罗织贪污腐败及各种刑事犯罪罪名，就是用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及「阴谋颠覆政府罪」等入人以罪，使「思想罪犯」与「政治罪犯」连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都彻底丧失。

混合部份真相的谎言

在有关政治的社会新闻报道方面，则采用「搅浑水」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布一些「混合着部分事实真相的谎言」。这种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在严厉控制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同时，政府开放了社会生活领域。在性、吃喝玩乐、休闲等所有与政治无关的领域，现在的中国比所有西方国家更为开放。通过这种「引导」，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与庸俗化。大多数中国媒体完全跟着时尚走，少数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只能在政治高压下艰难求生，且面临随时被取缔之险。这种商业化与庸俗化使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逐渐衰退，对金钱的追逐则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

人们曾经对互联网促进新闻自由方面寄予很高期望，但中国政府在监控互联网方面的进展，却比中国人学习使用互联网的速度更快。从开始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fire wall），到耗钜资建立旨在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中国政府只花费了短短几年时间。近年来国家安全局特务系统公开监管互联网，并随时逮捕一些国安部门认为散布「危害国家安全」言论的人。在互联网引入中国之前，中国控制新闻还主要局限于平面媒体（纸质媒体），这种控制对人权的伤害还不易为外界所感知。但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中共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控制就不得不从「黑箱操作」进入半公开化状态。

主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因为中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这就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被中国当局主导而不自知。中国政府在媒体上营造的「中国」，与生活于农村地区及中小城市的中国人感知到的中国差距相当大，而国际社会了解到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在媒体上刻意营造的「繁荣中国」。不少学者、商人，以及其它想了解中国的人士，都被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与它发布的社会状况，被它每年都无数次夸耀的「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与「GDP神话」所激动。

这种将人民当作「动物」畜养的方式，早就应该让思维健全者感到羞辱。焦国标与卢跃刚这种反抗，应该得到更多的知识分子支持。只有知识分子的精神不被阉割，各阶层人群能够自由表达意见时，中国社会才能称得上健康发展，中国人民才有希望养成健全人格。

（《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