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来说，文化的命运折射了国家的命运。文化使命的担当者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更是衡量社会民主化程度与开放度的晴雨表。

   知识分子对抗强权所依赖的唯一武器就是手中的笔。对于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在政治高压下被迫沉默，因为这无异于阉割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迫使知识分子群体放弃道德良心。如果迫使知识分子屈从的力量是垄断了社会全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政权力量，那就说明这个国家离民主化的目标还很遥远。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民主政治的21世纪，尤其是在一个充斥着文盲与半文盲的前现代专制国度里，用政治强权不择手段地阉割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并迫使他们去国离乡，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个民族在社会转型期最需要的是富有批评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因为这是一个民族振兴的重要精神资源。然而，在世界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以后的今天， 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经历着言论无自由的前现代专制的沉重压迫。中国知识精英自1989年开始流亡以来，最后在美国形成的"精英的聚会"，不仅仅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讽刺，更是当代中国的最大损失。合众国际社的一位女记者曾问我："中国政府现在采取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越来越危险？因为没有批评声音的权力只会越来越没有约束。"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危险的不是政治利益集团，是整个中华民族。在目前整个社会高度利益集团化的今日 ，执掌权力的政治精英的利益往往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并不一致。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矛盾越突出，中国政府对未来就越缺乏信心，这时候就越倾向于求助于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政治智慧：一是政治上的高压，二是开动制造谎言的意识形态机器。"

   我曾用自己手中的笔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呼号，唯一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中国这只在历史波涛中蹒跚行走了一个半世纪的船沉没于腐败的泥沼，结束让中国人心酸的"哪里有太阳，哪里就有华人的汗水；哪里有月亮，哪里就有华人的泪水"的历史，让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免于羞辱。然而我还是无法避免12年前中国知识精英的命运。

   但愿大多数中国人不要将知识分子个人命运所折射出的文化命运当作与己无关的一个群体的命运。

   写于2001年7月10日

   －－原载《中国之春》2001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