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文集：汉源事件——社会总危机的信号

　　在这些事件中，四川汉源库区民众为捍卫生存权益的反抗特别值得注目，其原因在于：第一，这次反抗不仅涉及十五万人民的生存权，还因为汉源事件仅仅只是时下中国诸多同类事件中的一个案例而已，它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自然资源正在竭泽而渔。按照中国的新能源战略，中国在未来还将有五千万左右（甚至更多）的人将被强制移民；第二，中国政府必须在日趋严重的能源危机与底层骚乱这「两害」中将做出权衡：是开发能源以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维护几千万底层人民的基本生存权。说白了，是牺牲少部份人的生存权让中共政权多活几年或者十几年，还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应付种种必将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许多分析人士都将汉源暴乱的起因归结为搬迁补偿不合理，但这一说法其实只解析了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种搬迁打破了农民的饭碗，以前农民依靠几千亩良田，生活还可以维持，但搬迁后分到只能种玉米的坡地，根本无法维持生活。所谓「补偿」就算官员们一分钱都不贪污，也是有限的与一次性的，而每个农民家庭维持生活所需是连续与不间断的。中国目前城乡总和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三十左右，汉源农民被政府硬生生地从土地上驱赶出去，只不过使中国的失业大军再增添十多万人而已。

　　政府并非看不到上述情况。早在数月以前，一些专家在汉源实地考察之后，也指出汉源将会重蹈云南漫湾电站工程之覆辙，这些「以脱贫、发展为目标的水电工程，使一些原本较富裕的农民陷入贫困之中」。那么为甚么在胡锦涛大唱「执政为民」的高调之时，中国政府为甚么对大规模移民这类侵害民权的事情视而不见，听任其屡屡发生？

为国家利益牺牲的民众生存权

　　漫湾、汉源库区所遭遇的返贫之危，正是西部地区在「跑马圈水」狂潮中普遍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西南的大江大河上，近期在建和拟建装机容量超过三百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达到十个，加上已建成的二滩电站，这些巨型电站装机总容量相当于五个三峡电站。但在水电开发进入黄金期的时候，自然生态和人类的社会系统却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水利工程的兴建，根本就不能在总体上增进社会的福利水平，在兴建期，是以牺牲库区民众的利益来满足政府部门少数官员及水电集团之利益需求的掠夺行为；从长远看，则是吃子孙饭，断后代路的短视行为。

　　根据世界银行的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五十年中，中国兴建的大型水电工程，共产生一千六百多万移民，其中至少有一千万人处于贫困之中。在移民安置过程中，中国政府漠视人权的特点体现在「重投资、轻移民」的政策中。为了动员库区农民移民，政府迫使移民的个人生存权服从于电力、防洪、灌溉、航运等所谓「国家利益」。当众多移民迁徙到新的安置地后，因土地贫瘠，无以产生，境遇悲惨，其中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三十万移民自从六十年代被强制搬迁后，二十多年间，曾三次在四大农民领袖的带领下，有组织地从贫瘠的安置地逃回故乡，又被故乡政府强制遣返。而这三十万移民艰苦抗争的血泪史，始终未能被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知晓。

　　「改革开放时期」中动工的水利工程同样弊端丛生，一九八○年代修建的云南漫湾电站即为其中一例。当年修建水库时，当地政府根本未徵求民众意见，擅自与水电公司签订协定，以极低的价格让出了土质肥沃的沿江土地，一九八○年代中期动工修建漫湾电站的时候，当地政府喊出的口号是「漫湾发电之日，就是百姓富裕之时」，而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电站水坝建成之后，当地上万库区移民生活日渐困苦。迫于生计，很多就业无门的库区男性移民只得到外地去打工。而妇孺则更多靠捡垃圾产生，生活十分悲惨。根据一项调查，在漫湾库区，在水库淹没前，当地百姓的收入高于云南全省坝区平均值百分之十一点二。而在库区淹没后，移民的收入却只能达到全省平均值的百分之四十六。此前居民电价为零点一六元／度，而漫湾电站发电后，移民的用电电价却飙升为二元／度。

面临能源危机被迫竭泽而渔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却决不会停止修建水库及水电站工程。就在汉源事件发生后的十一月九日，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还在一个科技报告会上说，中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六点八九亿千瓦，其中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三点九五亿千瓦。为了保证城市供水，提高防洪能力以及发展水电，缓解能源紧张，中国还必须修建很多的大坝──这话令国际社会听了感到吃惊，因为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拆毁大坝，恢复生态，许多国际环保组织就中国大量建坝纷纷提出各种警告，并采取各种抵制行动时，汪恕诚难道真要反国际环保潮流而动？更重要的是，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目前中国水电装机容量为一亿千瓦，已经让一千六百万民众移民，其中至少一千万人因移民而陷入贫困，如果还要再开发二点九五亿瓦装机容量，意味着还将产生三倍于目前数量的移民，制造更多的社会骚乱。

　　汪恕诚这番话的背后，是中国面临能源危机而被迫竭泽而渔的尴尬，因为发展水电实际上是中国不得不拟定的主要能源战略。

　　正如笔者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主要依靠本国资源支撑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强。中国政府的智囊们也知道这种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最多还有六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从前年开始，中国各地电力告缺，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电力供应只能限制供应，生产厂家被迫「开三停四」（供三天电，停四天电）。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寻找多种替代能源。据中国政府新的能源战略，中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主要能源开发战略，就是尽量使能源「结构多元」化。这个「结构多元」，是指大力开发水电、核电，以及太阳能、生物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赢得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但诸种能源中，发展核电面临的三大难题是投入、技术和环境，所以其目标只能定为「到二○二○年使核电装机达到四千万千瓦，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四」，而其余的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也都因地区气候条件的限制与技术限制，只能做几个样板工程，主要的替代能源发展方向还是水电。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认为，中国是水电大国，目前的开发率仅为百分之十五，开发率远低于世界水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开发潜力巨大。

　　既然开发水电成了国家战略，那么全国所有被选择为库区的住民就只有搬迁一途了，汉源移民的困境，曾被记者以「四川汉源之惑：大型水电站带来的返贫危机」为题加以报导（《中国经营报》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但这种舆论呼吁丝毫不能唤起政府的良知与政治责任感。因为按照中共那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逻辑，底层民众的生存权远比巨大的国家利益微渺而不足道。为了国家的能源战略，即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三江并流」世界文化遗产长江上游虎跳峡也被规划为兴建水坝区域。虎跳峡最深处达三千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该处风景秀丽，文物丰富，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地之一。如此宝地尚且未能免建水坝之厄运，不用说汉源这类并非世界文化遗产地区了。

被权贵精英榨乾和抛弃的中国

　　专制的中国政府已经只能用发展经济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已经很不明智地走上了一条高能源、高消耗的经济高速增长之路，牺牲了农村与大部份中小城市，才打造出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几个现代化橱窗。根据官方资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以上，正好与增长速度相抵销。但用这种耗尽了世界不少资源的方式，尚且未能解决本国人民的高失业问题，其造成的污染不仅遗祸子孙，而且祸延邻邦，日本、南韩早已成为中国沙尘暴的受害者，香港的空气也受到大陆严重污染的空气影响，几个与中国共用水源的邻国，如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也相继成为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受害者，一直抱怨不已。

　　可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危机并发期：所谓「经济改革」在制造少数富人的同时，以更快的速度制造了数十倍于富人的穷人，而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中国惨遭掠夺性使用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环境与大量穷人构成了一个没有进入国际资本视野的中国，最近频繁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暴动再一次揭示了一个被中国那几个现代化橱窗的繁华气象所掩盖的真实中国，这是一个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被榨乾并被抛弃的中国，而这个中国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中国。这个中国已经地火奔突四起，总有一天要将中华文明烧成灰烬。

　　而中国文明的延续对中国高层来说是个并不重要的问题，因为就在近几天，中国央行公布新规定，放松外汇管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规定移民财产转移境外不作上限。这等于将中国的资本外逃合法化，从此贪官污吏们可以更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而无需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疮百孔的中国负责。

——《开放》月刊200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