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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文集
·何清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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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大历史观”对中国“新史学”的冲击——纪念黄仁宇先生
***2001年***
·文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2002年***
·谁来斩“老鼠的尾巴”?——评《三种社会体制》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宪政中国与“老权党带入新社会”
·何清涟《中国现代化的陷井》日文版面世
***2003年***
·从“知识型劳力过剩”看当代中国就业前景
·读任不寐的《灾变论》
·第四代领导人不会改变既有的社会格局
·需要“救星”的人民只会得到灾难
·剔骨还父,唯大智者大勇者方能——悼李慎之先生
·制度化监控传媒业
·2003年中国“新闻媒体改革”改了什么?
·了解当代中国的小百科全书:何清涟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胡平
·张清溪:现代中国侠女何清涟与她发现的中国陷阱
·爲了走出黑暗,必须控诉黑暗
·积重难返的出口退税制
***2004年***
·政府与官员共同分赃?——评反腐奇招“一二三工程”
·海外中文媒体大陆化(万人杰奖致辞)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
·焦国标与卢跃刚为了思想不再被奴役
·虚假命题的破产——谈外资进入将会促进中国的民主文明
·中国经济最薄弱环节——银行已达破产标准
·权贵制造仇富心理
·从贫民窟的清除看贫民的社会权利
·“审计风暴”为何刮不走贪污渎职现象
·中共将加强何种执政能力?──简评16届四中会会公报
·一个虚假命题的破产──谈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将会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
·何清涟致樊百华:谁“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作者?
·从「万州事件」看中国的官本位文化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中国人权研究报告”(第一部分)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第二部分)
·民众生存权需为能源战略而牺牲?
·汉源事件——社会总危机的信号
·何清涟复多维新闻社11月4日来信
·一纸为贪官放行的“财产自由转移令”
·中共政府管理下的中国经济
·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靠
***2005年***
·历史无情亦有情 ――为纪念赵紫阳逝世而作
·布什演说触动了中国政府哪根神经?
·解构虚假的历史——论国家罪错与政治责任
·从张恩照事件分析中国银行业海外上市
·“金盾工程”能够拯救中国的威权政治?
·人民币升值-经济压力还是政治压力?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难,政治信任缺失是关键
·从社会福利制度透视中国人的经济权利
·建立和谐社会――是口号还是行动?
·中共的寡头经济与政治垄断
·户口制度、工作机会与农民的生存困境
·经济发展的双刃剑:廉价的“中国制造 ”
·一个将中国政府钉在耻辱柱上的国际“奖”
·中产阶级能够改变中国吗?
***2006年***
·延安道路:一条政治上的死胡同
·拨开统计数字上笼罩的迷雾——分析群体性事件为何大幅“下降”
·权力与文学交配的产物——评政治宣传大片“我主沉浮”的创作思路
·透视中国权力授受过程中的官位买卖
·温家宝给中国言论自由贡献的“22条军规”
·救救年轻一代
·失败的教育体制对教育三大功能的严重破坏
·清洗“带血的GDP为”何如此难?
·中共政权为什么改变银行业引资战略?
·吞噬民财以自肥的中国教育部门
·抢救文革的历史记忆
·争取私权利的维权活动与要求公权力的民主化运动
·政府吞噬民财以自肥的“圈地运动”
·西方的人权理念遇上了中国的黑道
·反腐败旗号下的分利要求——透视中国的“土地执法风暴”
·只许欺瞒公众,不许糊弄上级政府
·中国性别选择生育背后的腐败
·《雾锁中国》:何清涟拨开中国媒体控制的迷雾
·构造统治基础的方向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外资威胁论”忽视了什么?
·中国人为何失去了病有所医的权利?
·从陈光诚、高智晟事件看中国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
·“依法治国”的前提:立法要有政治廉耻
·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改变意味着什么?
·限制外国通讯社的新法规并非出于经济目的
·网易文化调查触动了中国当局哪根神经?
·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反腐能够治理腐败吗?
·政治打击,意在加强中央集权
·暴力治国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悖论
·环境污染背后的责任缺失
·从一部纪录片看中国劳工权利
·中国外资政策正面临重大变化
·中国银行坏帐再惹关注
·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2007年***
·新闻自由是实行宪政民主的先决条件
·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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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为贪官放行的“财产自由转移令”

   1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颁布一项让海内外大跌眼镜的新规定,这一规定名为《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允许大陆居民在移居海外时携带个人财产出境,并且对转移出境的财产不设上限。

   此项规定颁布后,中国舆论呈现出奇怪的两极表现:国内媒体清一色的赞扬声音,专家与官员们齐声安抚百姓,声称此举不会导致资本外逃;而网路上的讨论区则一片声痛骂政府为贪官大开绿灯。

   央行这纸新令,自然经过长期酝酿。人们对中国政府如此昏庸的决策仍然感到万般不解。如果回忆起就在两个多月前中国政府还在煞有介事地宣布百慕大群岛成了中国外逃资金的中转站,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限制资本外逃,真要怀疑这种180度的大转弯并非同一政府所作出。

   中国的外逃资本到底有多少?就连中国政府各部门也各有一套说法。1995年以前的外逃资本数字,有个比较统一的说法:自1985年至1995年,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超过 50%,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但到了2000年以后,则各种数据纷呈,数据的发布者且都是政府机构或官方媒体,令人无从知晓何者为真。

   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据本人核查,这条数据源自于新华社北京2001年1月18日电传,当时许多报纸摘引了这条最“权威”的消息,笔者自己也曾引用。

   去年国外网站曾广泛流传一条消息,2003年上半年这短短6个月内,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据核查,此消息源自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

   今年7月23日,《法制晚报》报道说,国家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目前中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8月16日《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

   这些数字无论是外逃贪官人数(500人与8000人),还是外逃资金数目(50亿美元与500亿美元),都因差距太大,让人无法判断何者才接近真实。

   关于资本外逃的种种危害性,其实早有公论,何况中国的资本外逃还牵涉到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在内。那么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何还要为外移资金大开绿灯?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什么样的人才需要挟带大量资产移民外国?换言之,中国政府允许携资出境究竟对谁有利?

   按照一般情况,移民发达国家的主要管道无非是通过出国求学在国外谋职定居,或是未成年子女依亲移民。在这两种情况下,移民者本人都无财产积累,自然也无大量向国外转移财产之需要。很明显,中国开放移民资产转移并非满足正常移民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急于转移大笔资产的“成功人士”之需要。已有资料均证明,真正热衷于携产移民出国定居的“成功人士”无非是两类,各级官员和通过权钱交易捞了大笔财富的企业家。这两类人竟然愿意放弃自己作为“社会中坚”的上层地位,甘愿移民他国做边缘人士,实与他们对中国未来的预期有关。如果这两类人普遍希望携产移民出国定居,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判断出“沉船”征兆,而要率先“弃船”而逃了。

   中国官员积累的巨额金钱大多都是通过非法途径聚敛而来。如今中国政府为权贵们携产移民大开方便之门,意味着中国当局所有关于反腐败的口号均成掩人耳目的骗局。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规定》,其真实原因是各级官员和企业家通过“内部游说”再次“俘获国家”,成功地让中央政府撤除资本外移的任何屏障。这一规定无异于一纸“财产自由转移令”,中国官僚群体“弃船”逃走的最后障碍已经消除,他们再也无需为自己的贪污腐败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这种只为少数权贵利益考虑的经济政策,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极右”政府。极右的经济政策与极左的思想文化政策,成为今天中国奇特的政治生态。

   ——华夏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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