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文集：中共政府管理下的中国经济

这是个很大的题目。中共自己至今还在讲一句话“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革命党当然是“破”，执政党是“立”，这句自我总结就说明中共目前还在“破”的阶段，即使有“立”也是“破在其中”。对1978年以前的经济成就，中共自己也说了“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对于此后的经济成就，则褒贬不一，关于成绩方面，中国的报纸媒体与所有的机构都在称赞，但有时候冒出来的一些数据还是挺能说明这成就后面拖著的长长阴影，这个阴影第一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到底是谁，第二就是中国的经济到底可不可以持续发展。

一条资料是，1958至2001年中国投资项目失误率接近总投资项目的50％，而这些投资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决策失误。这恐怕是全世界最高的投资失误纪录了，从中国目前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来看，这种失误短期内还不会结束。

另一条资料是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曲格平在一次会议上披露的，即中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占GDP总额的8％。中国现在确实成为世界工厂，但成为世界工厂的代价却是中国劳工极为低廉的工资与巨大的环境成本。

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也有一个数据，从1998年以来，每年因各种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占GDP总量的13－16％；

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呢？有人算了一个数，据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估计，目前在中国淹没到“性产业”这一沟绝望死水中的卖淫女不少于500万人，如果每个人带动三个辅助就业人员，则中国“性产业”从业人员约达2,000万人，为中国经济所作的贡献（直接与间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12.8%。

在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是农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本来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农民革命，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状况，几乎是全世界最悲惨的。毛时代的农民就不要说了，连自由迁徙的权利都没有。我看过一个调查报告，谈到当年三年大饥荒时期，民兵守著路口，不准农民外出逃荒，硬是在农村活活饿死。改革以后虽然可以到城市里打工，但工资之低，待遇之悲惨，也是有数据可以说明的。而矿难频发只是其中一个缩影，近两年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起大规模矿难。仅据官方承认的死亡人数，今年前9个月就有4,100多人死亡。中国国内网民搜集资料比较后总结：今年中国矿难死亡人数，是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人数的4倍；中国每百万吨煤的矿工死亡率为4.17，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甚至是中国人印象中“比较落后”的印度的10倍。

最大的痛苦还在于，中国农民甚至连申诉的权利都没有。过去我们总拿拉美化来做例子，希望中国不要走上那条路。但仔细一想，巴西的农民还可以成立一个组织，叫做无地农民组织，这个组织可以合法活动，可以散发小册子，教导农民如何反抗，在中国，哪有人敢成立这样的组织？早就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抓进监狱里了。

此外还有失业率的居高不下，8,000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将近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里的退休职工日子也不好过，今年11月社会劳动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是政府积欠职工社会养老金6000亿元。

有人说，贪污腐败不要紧，反正贪官们拿了钱也会留在国内。但事实是贪官们拿了钱以后就移居国外，1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颁布一项让海内外大跌眼镜的新规定，这一规定名为《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允许大陆居民在移居海外时携带个人财产出境，并且对转移出境的财产不设上限。

中国的外逃资本到底有多少？就连中国政府各部门也各有一套说法。1995年以前的外逃资本数字，有个比较统一的说法：自1985年以来的直到1995年，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超过 50%，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但到了2000年以后，则各种数据纷呈，数据的发布者且都是政府机构或官方媒体，令人无从知晓何者为真。

笔者曾搜集中国媒体报道的有关数据资料，结果如下：

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据本人核查，这条数据源自于新华社北京2001年1月18日电传，当时许多报纸摘引了这条最“权威”的消息，笔者自己也曾引用。

　去年国外网站曾广泛流传一条消息，2003年上半年这短短6个月内，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据核查，此消息源自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

　今年7月23日《法制晚报》报道说，国家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中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8月16日《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

　这些数字无论是外逃贪官人数（500人与8000人），还是外逃资金数目（50亿美元与500亿美元），都因差距太大，让人无法判断何者才接近真实。

关于资本外逃的种种危害性，其实早有公论，何况中国的资本外逃还牵涉到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在内。那么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何还要为外移资金大开绿灯？

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什么样的人才需要挟带大量资产移民外国？换言之，中国政府允许携资出境究竟对谁有利？

按照一般情况，移民发达国家的主要管道无非是通过出国求学在国外谋职定居，或是未成年子女依亲移民。在这两种情况下，移民者本人都无财产积累，自然也无大量向国外转移财产之需要。很明显，中国开放移民资产转移并非满足正常移民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急于转移大笔资产的“成功人士”之需要。已有资料均证明，真正热衷于携产移民出国定居的“成功人士”无非是两类，各级官员和通过权钱交易捞了大笔财富的企业家。这两类人竟然愿意放弃自己作为“社会中坚”的上层地位，甘愿移民他国做边缘人士，实与他们对中国未来的预期有关。如果这两类人普遍希望携产移民出国定居，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判断出“沉船”征兆，而要率先“弃船”而逃了。

中国官员积累的巨额金钱大多都是通过非法途径聚敛而来。如今中国政府为权贵们携产移民大开方便之门，意味著中国当局所有关于反腐败的口号均成掩人耳目的骗局。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规定》，其真实原因是各级官员和企业家通过“内部游说”再次“俘获国家”，成功地让中央政府撤除资本外移的任何屏障。这一规定无异于一纸“财产自由转移令”，中国官僚群体“弃船”逃走的队伍正在迅速扩大。

二、胡温新政两年的成就：

　要盘点胡锦涛的执政成绩，当然先得盘点其接手时的“家底”。无需做太多的类比，只须列举三组主要数据，一是财政赤字，这关系到政府财力；二是国家综合负债率，这关系到政府财力来源、安抚社会成员的能力等；三是犯罪案件有多少。

　　胡锦涛接手时的“家底”如下：

巨大的财政赤字：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

国家综合负债率：中国“国（家财）富帐户”上包括国债、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不良资产撇帐损失、基层财政赤字等在内的负债方大约有13-15万亿；而包括外汇储备、国有资产、土地和矿产等自然资源等在内的资产方约10万亿。综合负债率约为130－150％。

2001年审结各类犯罪案件（严重刑事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与涉枪涉爆犯罪，后一项指持枪行凶与用炸药等实施犯罪）351,966件；此外还判处摧残妇女儿童犯罪分子44,387人（见2002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此须说明，审结案件与后面的立案数目并非同一统计口径，但从立案数目之多还是可以看出社会治安状况之恶化。

胡锦涛从江泽民手里“接盘”两年的治绩，只需要列举近日从中国媒体上搜集来的一串数据：

2002年及2003年财政赤字连续两年达到3,198亿元，创下了1949年以来的两个并列的高峰。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2.9％，迫近3％的国际警戒线。

2003年，国债发行第一次超过6,000亿元，高达6,283亿元。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缺口则高达6,000亿元。这两项是构成“国富帐户”负债方的主要项目，而国有资产、土地与矿产等资产只会比两年前更少，由此可以推断，国家综合负债率只会比两年前更高。

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4,394,000起，与2002年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2,081,000万起，比去年同期上升9.9%。第三季度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1,191,000万起（以上均据中国国家公安部通报）。如果加上第四季度，总量不会比前两年低。据总部设在罗马的“禁止屠杀兄弟”12月3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去年执行的死刑案件占全世界将近百分之九十，至少有五千人遭到处决（美联社12月4日电）。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胡温新政”两年以来，中国情况朝向更恶化方向发展。还有一些问题虽然不是胡执政这两年产生的新问题，但却比江泽民执政时期更为恶化，如性产业的泛滥，据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估计，目前在中国淹没到“性产业”这一沟绝望死水中的卖淫女不少于500万人，如果每个人带动三个辅助就业人员，则中国“性产业”从业人员约达2,000万人，为中国经济所作的贡献（直接与间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12.8%。此外还有失业率的居高不下，8,000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将近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国人的生活压力之大，只要看看自杀率有多高就知道：每年有28.7万中国人自杀死亡。至于自杀未遂的数字，中国卫生部称是200万。但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推算，自杀未遂的人数起码是自杀死亡人数的十倍，按自杀的人数来推算，应为280万。

　　这种只为少数权贵利益考虑的经济政策，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极右”政府。极右的经济政策与极左的思想文化政策，成为今天中国奇特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