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对这一问题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曾有过许多“百年之问”。但笔者更乐意从当前中国政府的施政举措中分析近期走向，毕竟，百年并非一步跨越，而是一年一年走过来的。

   最近，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调查对象主要是在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及以上官员。当问及2004年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这些被调查官员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收入差距”、 “社会治安”与“腐败”等选项上。

   该调查组近年来已做过好几次类似的问卷调查，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被视为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次是“失业”、 “社会风气”、“腐败”、“贫困”、“地区发展差距” 。

   分析两年的调查结果，就会发现两次调查结果中，腐败都位列第三，而“社会风气”显然是对“腐败 ”与“社会治安”状况的一种模糊表述。考虑到这些被调查者本身就是中高级官员，均属拥有权力魔杖、点金有术者，如果连他们都对“腐败”表示忧心忡忡，认为是社会的焦点问题，可见这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为祸甚烈的政治之癌。

   但与此相映成趣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出现的两大极端矛盾的工作取向：党务工作向左转，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也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痕迹，对导致中国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的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完全与其意识形态表述“ 重民、亲民、爱民”脱节。

   对于党务工作向左转这一倾向，只须列举胡锦涛这两年的“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就可知道：作为登基宣言的西柏坡讲话，胡锦涛迷恋于重复毛式话语，整篇讲话于解决中国时务毫无实用价值。试想想，要今天中国的腐败官员们放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珠环翠绕的奢侈享受，去“艰苦奋斗”，无异于痴人说梦。

   被列为全党重点学习的胡锦涛的2003年“七一讲话”，则更是不着边际。这个“讲话”中为中国构想了一些假想敌，即“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当胡总书记煞有介事地陈说“西方敌对势力”的种种罪状时，他本人仿佛已经忘记中国的问题正是中国政府一手制造出来的。

   而整个政务系统却表现出一种急剧右转的倾向。这可以从“反腐败”力度大大降低中窥见一二。由于胡总书记多次表态“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真反腐败就有伤官场和气，于是这两年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大为减少：2002年中国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尚有51,077 件，而2003年急剧下降为18,515件；2002年被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尚有4,291人，而到2003年则下降为2,728人。反腐败力度下降还犹可，一个主张政府与贪官共同分赃的 “一二三工程”居然包上“反腐秘籍”的外壳堂皇登场。政务系统更是与贪官们息息相通，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让世界上最右的政府也瞠目结舌，比如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从12月1日开始，允许大陆居民在移居海外时携带个人财产出境，并且对转移出境的财产不设上限。这一来等于为贪官污吏携带财产出境放行，并且大大降低其转移财产出境的成本。

   对于底层百姓的困境，中国政府几乎不再有任何纾解民困之举。今年宏观调控引起的生活资料价格上涨，让底层人民连维持基本生活都感困难，但至今未见任何解困方案出台；本为解决民冤的上访制度虽然成了截访，但中国政府不思从正面解决问题，在没有任何替代上访制度的新制度推出的情况下，却很积极地考虑要取消上访制度；对于日益频繁的底层反抗，也从“剿抚并用”到“以剿为主”，90年代前半期发生底层反抗，中国政府总还要给几根胡萝卜以示安抚，而现在胡萝卜日益变小甚至干脆不给，政府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导致社会仇恨日益加剧。“亲民重民爱民”的口号虽然呼叫得非常响亮，但落到实处却几乎不见痕迹。

   中国向何处去？百年之后不可问，但从中共党务系统目前不断推出对严厉控制意识形态的极左思想文化政策，以及政务系统不断推出保护精英集团的极右社会经济政策这种政治生态中，已经可以看出其路径指向。至于那些“中国今后总要民主化，总会进步”的预测，讨论起来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今后”可能会延伸到我们这代人看不到的时限之外。

   ——华夏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