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文集：解构虚假的历史——论国家罪错与政治责任

   何清涟
   编辑出版这本中国当代史论文集，多触及中国现代史中的大问题与大事件。聚焦于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解构虚假的历史。编者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在于让人们了解历史，而是因爲认识真正的中国历史，既是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由来的正确途径，也是中国重组政治社会生活的认识前提。
   一位叫做琼·玛丝蒂尔的美国女士曾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4频道工作过几年。当年，她怀着对中国的美好期望踏上了中国这块国土，以其“外国友人”的身份受雇于中央电视台4频道这一专事对海外宣传的工作机构。很快她就发现一点，她所从事的既非真正的新闻工作，也无一般媒体从业者应该拥有的自由。所有采编工作者都只是宣传机器上一个零部件而已。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发现中国政府的宣传从来只谈中国政府如何“英明伟大”地纠正了错误，率领人民从某个历史的黑洞里成功地爬出来，但却从来不谈当初是如何掉进那个黑洞的。
   应该说，这位琼·玛丝蒂尔女士的感觉相当准确，她抓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当局对历史的蓄意阉割，这种阉割让人们忘记了“中国人民”是如何在中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而阉割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爲这些被中国当局说成是个别领导人错误的历史上的惊涛骇浪，其实正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运转的必然结果。如果人们对历史有了真正的了解，就必然会质疑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以及当局的政治合法性。
   正因爲了解历史是如此重要，这本文集定名爲《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一、走进历史深处
   这本文集分爲六编，均爲历年来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这本杂志上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比如第一编的几篇文章分析展示了中囯共产党知识份子政策的历史演变。王若水在“整风压倒啓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中，深刻分析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囯共产党之知识份子政策的发韧时期：延安整风运动。作者鞭辟入里地指出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依靠群衆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成爲中共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事件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近年来，曾亲身经历过延安整风者陆续有些文章问世，但多爲一些事实的追忆，王若水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爲反思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之作。本文集收集王若水先生这篇文章，以纪念王先生的在天之灵。
   王来棣的“毛泽东的知识份子政策”一文，选择了毛泽东这位中囯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塑造者对知识份子的态度这一角度，展示了中共知识份子政策的由来。而谢泳的文章共有三篇，“ 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份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再现了1949年至1976年这28年间中国知识份子的悲惨遭遇； “从中国院士制度的变迁看国共两党的文化理念”一文，则从院士制度出发，不仅分析了文化的载体――知识份子群体是如何被政治威权打落尘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制度变迁展示了中国文化之命运；而“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从一份被遗落的文档看中国的政治文化”，则以一份当年中宣部文件作爲分析蓝本，真实地再现了中共当局当年如何罗织“胡风反党集团”文字狱这一过程。这些文章提供了一把解读毛泽东时代中共政治的钥匙。毛泽东的党内权威建立于延安时代，在“文革”时期终于达到了举国每日颂祷“万万岁”的高峰，这个过程正好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打击逐步升级直到几乎消灭知识份子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可以说，知识份子地位的沦落恰恰是毛登上“神坛”的前提，自比“秦皇汉武”的毛泽东早就明白这一点，这也是毛泽东对打击知识份子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
   萧北声“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一文，通过分析中共第一次制宪如何爲建立一党专治服务的过程，让读者可以管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在中土淮桔成枳的命运：中国近百年来从西方学来的大部份政治理念，如宪政，民主等等，到中国落地生根之后就有其名而无其实，甚至爲相反的政治目的服务。
   20世纪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以俄爲师，以俄爲友，以俄爲敌”这一过程。陈辉“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苏联爲师’的后果”，高蒙“从政治土改到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反思之一”，以及高王凌“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记述分析了“以俄爲师、以俄爲友”的历史侧面。中苏关系，对中国而言，从来不仅仅只是外交关系，无论是中国当代政治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可以从苏联模式中找到文化密码。而陈小平的“20世纪50至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背后 ──评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谈的则是“以俄爲敌”这段历史时期内一场持续10多年颇爲戏剧化的国际政治冲突的背景和根源。
   王维洛的“天问──‘三年自然灾害’一文，更是用大量史实揭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那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完全是中共政治失误导致的一场亘古少见的人祸，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说，纯粹是用来掩盖国家罪错的藉口。左颖嶷的“风雨故土──四川成都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纪实”，则是作者走访了大跃进的幸存者，并查阅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而记述的历史。通过这两篇文章，读者可以管窥蠡测到两段历史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四编是有关“文革”历史的专辑。单正平的“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一文，首次正面提出了“文革”是毛时代的国家罪错。作者指出，在“文革”（包括“反右”）时期，具有政治色彩的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犯罪，都与国家有关，而非一般的自然人的刑事犯罪。“文革”中最严重的犯罪之一是对任何违背领袖意旨和意识形态教旨的人，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凌辱虐待最后处以极刑。其他类型的犯罪，如抄家或“打砸抢”、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成员的集体屠杀等，其施行者固然是“红卫兵”或“造反派”等“革命群衆”，但此类行爲总体上是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指导的，服从于最高领导人通过国家机器的策划、动员和部署。从1963年开始，宣传机器就爲“阶级斗争”、“兴无灭资”、“批判封资修”做舆论准备了。因此，“文革”中发生的种种暴行，与党和政府多年的指示号召有直接关系，虽说是“奉旨”行事，但却是通过国家机器对人民施以体制性暴力，这类犯罪真正的主要责任人是国家而非个人。国家罪错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与国家首脑对那些犯罪行爲的指使、煽动、鼓励和纵容；即使行爲者没有接受国家的直接具体的行动指令，但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全面广泛的政治动员，实际上或者直接鼓动或者默许（包括对大面积普遍性的犯罪行爲免予追究处理）了这些行爲。已有的“文革”研究大多还只限于史料的整理，始终没有人将“文革”的政治责任提高到国家罪错这点来认识。单正平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判断。有了这一认识，“文革”研究可以有所突破，对“文革”的反思才能找到一个经得住历史洪涛冲刷的支撑点。宋永毅的“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则用大量的史实论证了毛泽东作爲领袖以及“文革”时期的中国政府应该对“文革”的暴力与大屠杀负何种责任。
   王年一、何蜀等作者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事件”两篇文章中，在对史料仔细爬梳后，分析了至今中共中央尚无可信解释的所谓“林彪叛逃事件”，提出了比较可信的分析。在何蜀另一篇题爲“文革中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制造的一个‘文革样板’”一文中，则将文革另一个大事件的本来面目展现在读者眼前。吴迪的“从样板戏看‘文艺爲政治服务’的造神功能”，分析了毛时代制造的一个“文化波普”――“样板戏”是如何爲毛的极权政治服务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蜀的“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这篇文章谈了一群当年爲了支援中国革命而远渡重洋到中国的西方左派人士在“文革”中的荒唐经历。可以作爲补注的是，这些外国左派当中，有部分人对中国是因误解而産生对中共政权的爱恋，因醒悟而开始反思。但还有不少人却因爲拒绝否定自己的经历，因而认爲中国发生的一切不是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共産）主义制度的问题，只是实践中出了偏差，是领袖个人的问题。由于难于自圆其说，这部分人选择了沈默。对改革中所发生的一切，有个别人更是不看、不听，爲了他们心里那个现实中不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宁可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组文章对认清历史的真实面貌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出于现实需要，官版的中国现代史有颇多失实之处，对“文化大革命”的解说和认识，或可视爲其中之最。对这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浩劫，官版正史一直采取一种“皇帝圣明，只是奸臣蒙蔽圣聪”或者“毛的晚年错误”之类的解释，将责任主要归于已经死亡的林彪与政治失败者“四人帮”。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以及“文革”中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的无数冤魂，还有“文革”对中华民族的摧残，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悬爲言禁。80年代出生的青年一代，对“文革”的认识多与真相相去甚远。尤爲可叹的是，近几年在“新左派”的刻意误导下，“文革”居然被描画成理想主义年代。不死的“毛泽东”在90年代重回民间充分表明，当官方对社会的历史灌输缺乏最起码的真诚时，民衆扭曲的认识会如何反弹。
   第五编收集了两篇文章，“爲什麽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国水利工作”一文是对中国50年水利工作的回顾。作者曾长期在中国的水利部工作，他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写了这篇披肝沥胆之作，痛陈在专制体制下，中国的水利工程经历了排斥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以群衆运动爲主的“三主工程”到完全由领导拍脑袋说了算的“三边工程”这一荒谬过程。“三主工程”的后果是将水利变成了水害，华北三省几千万亩农田盐碱化；在淮北平原推行的“河网化”工程，其结果是加重了淮北的洪涝灾害；60至70年代中国每年都要垮塌“病、险”水库几百座；而到了70年代中后期，大型水利工程成了水利部在部门利益驱动下向中央索要钜额投资的本钱。正是这种近乎荒谬的“改造大自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而王维洛的“从‘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变化看科学如何沦爲政治的婢女”一文则是对三峡工程这一重要个案的分析。该文详细评述了权力如何干预并决定“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写，透过这一过程展示了一个政治支配科学、权力高于法律的生动实例。从这两篇文章中，读者不难看出中国生态环境恶化背后的制度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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