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文集：“大历史观”对中国“新史学”的冲击—

从历史观及其治学方法来看，中国历史上其实只存在过两种史学，一是由“历史学之父”司马迁奠定的旧史学——这一称号是我个人加上的，但我想司马迁先生如果生在欧美诸国，这一尊称大概早已由前人充满敬意地奉上——这一传统绵延一千多年，直到“五四”时期才中断。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就是对他视为生命的旧文化——旧史学是其主要组成部分——的一种殉道。

二十世纪后半叶，我国在苏联史学观的直接影响下，经过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先生等几位声名卓著的史学界前辈的努力，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新史学。新史学有一整套“认识规范”，包含着许多不言自明的概念：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主导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一种社会形态。这一“认识规范”的基础有两点，一是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即历史的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而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而这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作坊经济，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创造历史的英雄是人民群众，阶级斗争则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

五种生产方式的研究公式在我国处于一种不容挑战的崇高地位。所有的大学教科书与史学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公式编写出来的，如果有所区别的话，也只表现在封建时代的上限到底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至于这公式能不能表达历史真实，似乎不是研究者要考虑的问题。大量史学成果无非是去证明这些公式的正确性。茫茫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最后的被作为文化成果的竟然只有封建社会分期说，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少数民族问题等“五朵金花”。与这不同的学术思想当然都是异端，异端学术思想的载体自然是反动学者。仅以当时的热点问题之一——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为例，这一理论将十九世纪中国的落后与停滞归结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在二十世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研究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但却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从明中叶以来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无法在后来的几百年中自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不能说这些研究都毫无价值，因为这毕竟凝结了几代史学工作者前赴后继付出的巨大心智与生命。只是这种解释挟政治之威而行以后，其结果就是一部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史，最后竟成了味同嚼蜡般的概念的堆积，观念的集成，这实在是中国“新史学”与生俱来且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随着人们对中国自1840年以来现代化历程研究的逐渐深入，新史学解释系统的说服力越来越弱，敏感一些的史学研究者已认识到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方面形成的一整套规范，妨碍了学者们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上进行深层掘进。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现正当其时。它在中国大陆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为中国历史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部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中国的史学研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规范”危机。所谓“认识规范”，指的是一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四十多年来，尽管不同辈份的学者，以及海峡两岸的史学研究方式存在种种差异，但观点处于对立的各方所凭恃的主要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许多共同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一般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需讨论也不受人注意，具体说来就是奠基于五种生产方式公式之上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挑战这一学说确实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因为以前的事情谁也没经过，渺渺茫茫难于求证，而现在所处的阶段又被说成是相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无限长的过渡时期——所以学术界的争鸣一般都围绕各理论体系间的不同点，而不去顾及其共同点。研究者们甚至想也没有去想过这一问题：恰恰是他们当作认识问题出发点的那些共同的“认识规范”可能有问题。中国史学界在长期封闭以后，突然看到了黄先生那本有如空谷足音般的《万历十五年》，眼睛自然为之一亮，一时间读书界争说此书。此后随着国门日益开阔，国际间学术交流逐渐增多，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已发现，近几十年在中国历史问题方面积累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已揭示出一系列与这些“认识规范”相悖的现象，“认识规范”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屡屡同时出现。要想正确地解释历史，我们那奉为圭臬的“认识规范”已无能为力。

古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黄仁宇先生是个纯粹的学者，他只是按照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著书立说。至于那本书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以及它对“新史学”认识规范形成的强烈冲击，甚至可能超出黄先生本人的预料。作为一位学者，能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对自己文化母国的一门学科的“认识规范”形成冲击，殊非易事。

历史将记住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与他的“大历史观”。

－－写于2000年1月25日，发表于《南方周末》200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