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

   　　何清涟（以下简称“何”）：上一世纪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不可忽视的是这两项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从有人类开始，人类绝大多数的生活物质必须取给于大自然：农业文明仰赖于土地，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渔猎经济则靠下水捕鱼、上山打猎才能维持生存。历史年轮推到亚当.斯密时代，情况依然如故，因此亚当.斯密称“土地是财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范围内农渔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20%以下的国家也只有英国与比利时。那时，小农阶级是否会被消灭，成了一个极富争议的“理论问题”。西方的理论家们总以当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驳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消灭了小农阶级”这一观点。

   　　但到了“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日渐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施政主题，工业化进程加速，农业人口大规模地从土地上迁出，进入城市经济体系的各个现代经济部门。世界从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以致于当时人大多无法充分理解其变化的意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即使在欧洲最落后的小农根据地之一的保加利亚，小农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亚洲国家中的日本，农业人口也从1947年的52%降为1989年的23%。[1]不过，到上个世纪末，整个地球上仍然还有三大地区的人口依旧主要是小农阶级。这三大地区分别是：中国、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世界上所谓的“低收入经济”基本上都在这三个地区。

   　　程晓农（以下简称“程”）：二十世纪是人类探索社会进步和发展模式的世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难，到现在仍处在制度转型和现代化的探索期。关起门来，中国人尽可以忘却“大跃进”和“文革”时代的荒唐，为过去二十年当中终于有了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打开“窗户”看世界，似乎值得骄傲的成功就不那么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国以有限的人均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实，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农产量居世界第一。[2]而那时的英国，若不是有北美大陆为它消解了被马尔萨斯看作灾难的人口压力，恐怕就内乱丛生，没有办法外拓疆土，成为让世界各国仰视的“日不落帝国”。所以，如若以“养人”论“成就”，那清初至中叶的康乾盛世岂不更“辉煌”？中国当下的进步究竟若何，可以用少数繁华的都市经济自夸，但如以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为判断依据，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就绝不能离开农村问题谈社会进步。

   　　何：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亚洲有两个巨型国家没有完全享受到二十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这就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位于东亚的中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努力，这两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的70%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

   　　比较这两个国家，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曾以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傲视世界，并且同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更可惊异的是：两国的历史文化在被现代文明消解的过程中，不但未被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反而成为一种异常沉重的现实负担。其次，两国都是超级人口大国，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则“荣膺”第二。不过让中国略感安慰的是：据说由于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如中国严厉，二十年后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迫于人口压力，两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欢以留学的方式外迁，中国的下层民众则还喜欢采用高风险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将保障移民权利列入宪法的美国则成为两国移民的首选之地。在美国留学生里中国人数量最大，其次则是印度。现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中许多技术人员都是印度人与华人。再次，两国奉行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同样陷入了高度腐败的泥沼。在每年“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名当中，两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总是名列前茅。印度的腐败因新闻开放而为世界所熟悉，这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为证。而中国则“明智”地坚持不完全开放，所以尚未成为国际上研究腐败的经典对象。

   　　中印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少数大城市高度繁荣，广大农村周边地区则极其落后。不过中国近二十年改革过程当中冒出了少数新兴小城镇，印度这类新兴小城镇相对较少。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圣牛的“遗矢”，气味难闻。中国人则可以骄傲地宣称：中国的几个用来装点门面的“现代化橱窗”城市相对要干净靓丽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没让国际花园城市的评委们观看臭气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评为世界花园城市；而印度就没有评上世界花园城市的“现代化橱窗”。可以说，中印两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注定了它们要拖拽着“小农阶级”这个前现代社会的庞大尾巴进入本世纪。

   　　程：与南亚和非洲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过去五十年里为了现代化进行过惊天动地的制度试验，但并未因此而把中国从世界上的落后组群中拽出来。中国尝试过农业集体化，乃至其最高形式“军事化作业”加“大食堂”，付出数千万条人命的惨重代价后，才又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重新退回农业的个体经营模式──人口压力也迫使中国没有办法推行农业现代化，否则被从土地上抛出来的农民将无处可去──这一期间，中国曾经有过上千万农民离乡进城的“大跃进”式工业化，也推行过县县“五小工业”遍地开花，旋又发展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化模式，最后还打开多年锁闭的国门请来了港台资企业。这种种措施无非是一个目的：为成千上万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找到谋生之路。

   　　尽管八十年代前期因农村改革创造出的一次性制度变迁效应，曾产生了短暂的农村经济繁荣，但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城市经济的发展始终无法充分吸纳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科技进步使得企业迅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及资本密集型过渡，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而来自传统农区、完全未经任何现代技能训练的低素质劳动力也无法适应科技化时代的技能要求。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大学毕业生分配日益艰难，中国又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不少大学生选择“考研”这条途径以增加“就业资本”，近四年来每年“考研”的学生数量都以30%的速度递增。有人将此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而近两年来大学大量扩招本科学生其实也具有这一功能。在此大背景下，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个习称“三农问题”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又再次突显出来，让社会重新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陈年积痛”，也让一切真正关心中国现实的研究者们痛感“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何：中华历史几千年，农民一直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安农则安天下，而安抚农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驱农归田”，让农民有田可种。而现在种田却成了一件边际收益为负值的产业。世代务农的农民突然发现，不种地无以为生，种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种不如少种。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的湖北与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农民，有不少已离家外出，做各种营生谋生，土地因此撂荒。[3]湖南省涟源市枫坪镇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亩，人均耕地只有0.72亩，比最低生存保障线还低0.08亩，但因种田无法养活自己，该村家民纷纷离家外出，抛荒土地多达130多亩。而整个枫坪镇抛荒土地就高达1,500多亩。[4]

   　　有人具体记载过乡下亲戚算过的一笔账目：一个农民家庭4口人，种了6亩地。由于山区自然气候原因，庄稼人都是靠天吃饭；1999年，该农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麦子，去年收成好些，4口人总共收了3,000多斤麦子，麦价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光买化肥就花去200多元，况且还要留下2,000多斤麦子充口粮，剩余1,000多斤卖不到500元；而村提留、乡统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农业税等等，每人需上交153元，4口人就是612元。为此作者的表哥感叹，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种田的收益还没有支出多，上交款还得靠卖猪和出外打工的钱补贴。更让农民委屈的是每人65元的特产税，当地的“上级”强迫农户人均种0.4亩辣椒地，以便据此收农林特产税。但遇上好年份辣椒每亩的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往往绝收，可是乡政府仍然强行照收种植辣椒的特产税。在此情况下，农民都想退责任田。[5]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农民的承受力略强一些而已。

   　　程：其实，农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现。我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经笔者分析全国各省农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即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可以在各年之间比较的收入）后发现，从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广东、浙江、黑龙江四省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勉强赶得上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在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农村居民最富裕的广东和浙江，1994年当地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仅及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宁夏、湖南、贵州五省区的景况则是今不如昔，这些地区农村居民1994年的实际收入不是比1987年还少就是和1987年一样、毫无增加。[6]

   　　此后越来越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的境况。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组“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实际上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经济统计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若以此来估计全国农民的消费能力，会出现明显的偏高误差。这一点，其实可以依据农村消费品市场需求多年不旺这一事实做出侧面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