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得读余杰文章《孤独的蔡元培》，文中提到一台话剧中，蔡元培先生曾发出浩叹：“谁能理解我呢？”
   
   我读书不多，孤陋寡闻，不知道“谁能理解我呢？”是剧作家的杜撰，还是蔡元培生前真发过此叹。当今孤独的蔡元培，并不从来孤独，还是曾有人理解他的。我因与梁漱溟先生有忘年之交且拜读过《梁漱溟全集》，确切地知道梁漱溟是理解蔡元培的。
   
   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理解没有什么歌功颂德的话语，也不是对其一生作全面的评价，只是对其入长北京大学后的作为作了论述。这些论述，不是长篇，没有冗文，是一些简要的说明，甚至是片言只语，从中却可读出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真正理解。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寥寥数语，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切中肯綮。
   
   梁漱溟与蔡元培初识在民国元年，那时十八岁的梁漱溟是北京《民国报》记者，蔡元培作为辛亥元老级人物，是临时政府内阁阁员。梁漱溟采访临时政府和国会活动见过蔡元培几面，但因年龄、身份、地位的差异，且机缘未到，梁漱溟与蔡元培未能有真正的交往，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
   
   一九一六年，梁漱溟以所作论印度佛学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为贽，通过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代为先容，晋谒蔡元培于其寓所。
   
   “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原来蔡元培路经上海时已读过了梁漱溟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颇为赏识。以后蔡元培又约梁漱溟和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正式提出请梁漱溟担任印度哲学这门课程。当梁以浅陋不学推辞时，“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那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蔡元培长梁漱溟二十六岁，这番话，摒弃了延聘者的套语，有的只是真诚、是兄长般的殷殷期待、切切鼓励、谆谆教诲。谁会不感到温暖、熨贴而从命呢！
   
   梁漱溟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其间因病求去两次，皆得蔡元培恳切挽留，批假养病，病愈继续任教。
   
   梁漱溟认为如果没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尤其是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是不可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的。请看梁漱溟细述蔡元培如何兼收、包容、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这两位主帅及诸位大将。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平正和易，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应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究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蔡元培对梁漱溟有知遇之恩，梁漱溟却更感叹、揄扬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之量。蔡、梁二公之相得相彰，君子气度、大儒风范，千古流芳。
   
   蔡元培卓然丰碑，梁漱溟慧眼独到，观察精当、剖析深刻，入木三分。请再读梁漱溟片论：
   
   “而况蔡先生以前清翰林为革命钜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象是‘自由’、‘民主’、‘平等’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深刻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作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有他的真好恶。……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这也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人物吧。”
   
   所谓梁观蔡、论蔡之真知灼见、入木三分，于此昭然！仅有资望、才具不够，还须器识，加上器识，还是不够，更须率真，才能做到：坦率真诚，休休有容！才能兼收并包，酿成潮流！
   
   当今之世，有谁思此、明此、行此！？扼腕长叹，能不怆然而涕下乎？诸子皆以迁蔡元培灵柩安厝北大为念。然时下即能行此，柩纵安而灵亦弃也。君不见，北大百年校庆，德赛二先生已只尊其一矣。迁葬之议，不论也罢。余杰说得好，口碑，心碑，文碑，远胜墓碑！
   
   行文至此，我想起梁漱溟关于自己与蔡元培的一段话和一件事：“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时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的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梁漱溟在北大七年，凡同蔡元培的书信往还，蔡总称梁为“漱溟先生”，梁“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在礼义废弛的当今中国大陆，愿先贤的美德有以教化沉沦中的教授、学者、作家、名人们。
   洵洵大儒，谦谦学者，蔡、梁二公相得相彰，亦相承相续。薪火相传，方是正道。
   
   恂恂大儒，谦谦学者。蔡、梁二公相得相彰，亦相承相续。薪火相传，方是正道。
   
   【本文所引梁漱溟先生原话源于《梁漱溟全集》第六卷】
   
   2004年1月12日 匆就于地中海畔，时闻友人辞职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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