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慎之先生的评价中，压到多数的文章是褒扬有加，明确表示保留和批评而引起注意的，只有曹长青和仲维光两位。因为意见明确，所得的反击也猛烈，常有超出对意见的争论，而形成对意见者个人的围剿。朱学勤先生客气，称他们“傲慢”；说得直白的，指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甚至有人揣测他们受人豢养（见段拥军“哗众取宠的顾准、李慎之评论”）。不过对意见者的攻击不能代替对意见本身的批评。
   
   政治上，李慎之先生还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曹长青倍受攻击，是因为他提出李慎之先生还有局限，被批评最甚的是他批评李先生的“谏士”姿态。对李先生之为“谏士”，大家都没有异议。争议在于，曹长青否定李慎之先生的“进谏”，而批评曹长青的人维护李慎之先生的“进谏”，还越俎代庖，替李先生辩护。这种辩护有两层，一层以个人的名义，一层以历史与人民的名义。据说，一个人首先要好好活着，而不是去自找麻烦，思想意识是一回事，现实生活是另一回事，这叫做存在決定意识（見赵平波“极左的曹长青”）。任何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活法，只要不出私生活的范围，别人不该、实际上也不会理会。然而，对公众人物自有对公众人物的尺度。不是曹长青过分，是批评他的人非分，用他们一己的私生活的尺度为自己偏爱的公众人物的社会行为挡驾。公众人物如李慎之先生，对“国事”大声“冒叫”，自有他的道理，自有他的考虑，自有他的承当，实在不是他们能够、也无须他们为之辩护。

   另一类辩护，以历史和人民的名义，它的基本逻辑是：否定“进谏”便是鼓吹革命，而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革命徒使生灵涂炭，绝不能导致真正的历史进步。为党国社稷计，“进谏”要得，而“决裂”使不得。朱学勤的辩护很有代表性：为普通百姓计，最好的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倘若革命，则改革将毁于一旦，玉石俱焚。以社会代价为念，出于“责任伦理”，唯有“进谏”一途，是“救党”，“救国”和“救民”的根本。朱学勤论证的是“进谏”作为政治行为的合理性，曹长青质疑的是作为“谏士”的李慎之先生能否同时又是“自由主义者”，不论“进谏”这种政治行为合理还是不合理，有用还是没有用。因此，朱学勤先生并没有和曹长青交上火。李先生之为谏士原无所谓对错，要理论出个结果的是，共产党谏士的李慎之先生，能不能还是自由主义者。那些“谏士”辩护人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进谏”是专制制度内的权力游戏，“进谏”能够奏效的必要条件是当权者“纳谏”。而当权者的决定当然是出于权力考虑，而不是“责任伦理”。不必说，谏言危及到当权者的利益，他绝不会纳谏；要是“谏士”在权力场中无足轻重，他的“谏言”也不会发生影响。李慎之先生开口进谏之时，早已置身权力之外，他谏，也不会发生朱先生所期许的那些“救党”、“救国”和“救民”的效应；他不谏，也不会引发革命，毁改革于一旦。“谏”也罢，不“谏”也罢，只表明李先生个人的政治立场，他对权力体制的态度。曹长青批评的也是李慎之先生个人。这种微言大义的辩护，未免乡愿。
   只要稍稍注意一下中外历史上那些公认的自由主义分子，就应当承认，曹长青的判断是不错的，他的道理也是站得住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在极权制度下，还是在民主制度中，他们的言论和行为都是独立于权力体制的，而“进谏”则是以对纳谏者的权力的肯定为前提的。不仅是他的“进谏”，李慎之先生这十多年在社会上的言论总体上表明，他还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这里必须提及网上一位叫做建安的朋友的意见，他不赞成曹长青以李慎之先生的文字作为判断的根据，建议我们“最好将这种涉及故人安身立命的评判留给他的同事和学生”。我们不能接受他的建议，因为，那样就不会再有公共论坛。我们坚持说话要有根据，而评价李慎之先生或者任何一个公众人物，当然要根据他的公开言论和行动。我们更不能把公共舆论拱手相让给某些特殊的个人和团体，惟其特殊，才要坚持他们与大家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也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
   以那篇大家熟知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为例，李慎之先生批评毛泽东、批评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批评建国以来的某些灾难。他批评共产党，是批评共产党中的个人，是批评共产党的一段，建国之后五十年，而不是共产主义制度自身。基本阅读过他各种文字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他之所以选择“谏”，不是基于“革命”还是“改良”、“激变”还是“渐变”的考虑，而是因为他对这个制度的基本肯定的立场。有人会举出例子说，不对，他的批评直指体制。不错，不过他只是指向“毛的体制”和“毛的意识形态”，还不是共产党的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毕其一生，李慎之先生始终没有走出他曾置身其中并参与缔造的那个共产党制度。说李慎之先生还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一个基本原因。晚年他谈到自己一生的两次觉悟，说一次是青年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觉悟，一次是反右后看穿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的觉悟。反右引起的觉醒，不是告别共产党，只是告别毛泽东。而李慎之先生也就一直停留在第二次觉醒了，这也就是他只可能“谏”，而不会“反”，即走出体制外批评，的道理。
   直到晚年他仍然把接受马克思主义视为觉悟，所以，因为挨了整他能看穿毛泽东的专制吃人，但却看不穿毛泽东专制赖以生存的那个吃人的机器，看不到自己也曾是那个吃人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曹长青指出的李慎之先生的第一个局限，即对自己曾经作为共产党权力体系的一部分，鲜少反省，没有忏悔。反驳曹长青的人却津津乐道于李慎之先生“两头真”的一生：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晚年公开批评当局。可是人没法只活两头，李慎之先生无法抹杀曾经作为共产党“三朝元老”、为共产党的国家机器运作，曾经误人误己误国误民的中间那一段。他不反省，谁也无法替他辩护。“两头真”的说法却也逼真，两头“真”，一直“真”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体制内。既然青年时代接受从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觉悟，那么对于为党和国家奋斗一生就无需反省，到晚年大声疾呼、向党进谏，到底以共产党员终其一生，也就毫不奇怪了。
   
   思想上，李慎之先生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李慎之先生还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仅是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典型的代表是他对专制主义的研究，而这个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当代中国极权主义的根源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例如，用这个理论分析“文革”，“文革”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实际上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最最反动黑暗的东西”。用这个理论分析极权文化，是专制主义利用集体主义为自己张目，压制个人自由。不仅如此，“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在最基本的精神上“就是专制主义”。结论是，极权统治的根源和自由的敌人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摆脱的中国文化传统，竟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读者忍不住要问，在做出这样的惊人之语之前，李先生有没有想过，一样是中国文化传统，一样是中国人或是华人，为什么只有在大陆，只有共产党能够这么极权？李先生也研究了哈维尔，他有没有注意到，捷克没有中国文化传统，曾经也有与现当代中国一样的极权，经历了与我们类似的灾难？关于自由，李慎之先生在题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的采访（多维网2000年3月17日始连载）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又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番话实在说得太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新世纪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完成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的任务。”
   看到世纪末李先生对自由的追求，终于作为一种手段，融合到实现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中，我还是感到愕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拒绝分享他的希望，我也因此希望告别李慎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