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八九以来，国际上有两种理论最流行，一个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一个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历史终结论大受奚落，文明冲突论倍加重视。最近一期《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Dec,2001)登出一篇长文介绍亨廷顿学术生涯和政治思想，将亨廷顿誉为“先知”。

   不过，亨廷顿本人的反应比较谨慎。他并没有直接说911事件就是文明的冲突，他只是说本拉登力图挑起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美国政府必须要防止这种冲突发生。

   福山则发表文章为历史终结论辩护。他提醒读者，他所谓的“历史”指的是人类长期以来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其特征是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等体制的建立。福山宣称，现代化是一部强有力的货物列车，不会因为近来发生的事件而出轨，无论这些事件多么痛苦或者无先例可循，民主与自由市场还会继续发展扩张。911事件反映出激进的伊斯兰教派对伊斯兰国家在当代世界的衰败和西方国家的兴盛而产生的失落与仇恨，但是，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外的另一种可行的选择。这意味著自由民主理念必将在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取得最终的胜利。

   严格说来，把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加以比较并不十分合适，因为前者属于历史哲学领域，后者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撇开这点不谈，福山理论与亨廷顿理论的基本分歧在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这套源于西方的价值和制度究竟是不是普遍适用的，抑或它们只适用于西方？

   按照亨廷顿，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只是西方的特产，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在西方文明和那些非西方文明--譬如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就可能发生冲突。然而我们要进一步探询的是，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它最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对此，亨廷顿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只是告诉西方人不要指望别人也会接受西方珍视的那套价值与制度，他强调西方必须加强自身团结，壮大自身力量，以便应对不同文明继续共存的现实。

   亨廷顿谈到文明的冲突时提到中国，这使人联想起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亨廷顿把中国算成儒家文明，这未免令人啼笑皆非：今日中国，儒家文化究竟还保留了多少？众所周知，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共产党一党专政，而这个最大的特色恰恰最不“中国”。

   如果我们接受亨廷顿的观点，认定今后的世界将是多种文明继续共存的世界，那么，避免不同的文明间发生冲突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各种文明严守自己的边界，井水不犯河水。假如我们把严守边界定义为不搞军事扩张和不搞殖民统治，那自然很好办。事实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可是，可不可以有经济往来呢？可不可以有文化交流呢？问题是，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或社会是可以彼此隔绝的吗？

   ■ (2)“相遇的创伤”

   早在写于一九六八年的《工电时代的美国》一文里，布热津斯基就专门讨论到“相遇的创伤”。布热津斯基指出：“由于传播系统的革命，世界不断在缩小，但新的工电社会的出现，却会使这逐渐缩小的世界成为更多分别的世界，这真是一个悖论。”

   不错，在过去，社会与社会之间也存在著很大的区别；但是唯有在今日，区别才如此巨大。一方面有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有些国家的生活环境几乎和一两千年没有多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以往，人与人或社会与社会的不同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因为时间与空间把人分开了。今天，工电仪器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分隔实际上却把分别加深了”。“由此产生的创伤几乎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会变得没有安全感，嫉妒和怀著敌意”。不同的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间的鸿沟越来越触目惊心，这就“使得业已困难的全球性谅解更为困难，助长了潜在的或现实的冲突”。

   布热津斯基讲到美国。按照他的观点，“美国在这个时代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经历到未来的社会”。“不论是好是坏，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可以看美国今天发生的事情而预料到自己的未来”。“美国是除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创造性’社会，其他国家，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跟美国‘相比’的社会。”“结果是人民大众通过在最落后的地区都可以买到的晶体管收音机(不久将是电视)而越来越强烈地察觉到自己相形之下的贫困和被剥夺”。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这样，“落后国家很可能产生另一种意识形态，那便是对已开发世界的排斥，种族仇恨可以提供必要的情感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浪漫主义而憎恨外国人的领袖们所利用”。“这种排斥的意识形态跟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混合在一起，将会更为消灭有意义的地区合作”。

   布热津斯基引用肯尼斯.波丁的预言：“电子传播系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世界性的超级文化，而在这超级文化和往日留下来的传统的、民族的和地区性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将是日后五十年间的大问题。”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已经为尔后的文明冲突论埋下伏笔。

   ■ (3)撒旦的本质是诱惑

   回到伊斯兰世界的问题上来。

   我们知道，在结束了塔利班政权五年多的统治后，如今的阿富汗人又可以看电视了。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塔利班政府不准自己的老百姓看电视呢？因为根据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禁止一切有形象的事物，因此电视也在被禁之列。不过，这就和塔利班炸毁佛像一样，借口是反对偶像崇拜，实际上是为了废黜百家，独尊伊斯兰教；塔利班政府禁止人们看电视，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对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敌视与恐惧，反映出他们对其他文明--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敌视与恐惧。

   塔利班政府的做法当然是走极端，就连其他的伊斯兰原教旨教派也很少有效仿的，但是，那种对西方大众传播媒体的敌视与恐惧却在伊斯兰世界却比较普遍。

   国际知名的伊斯兰学者阿克巴.阿赫梅德(Akbar S.Ahmed)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西方媒体大军兵临城下”。在作者看来，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政治，不是来自军事，而是来自媒体，来自大众文化。“美国政治势力做不到的事，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做到了：美国已经可以支配全世界了。五角大楼没办成的，好莱坞办到了”。

   阿赫梅德声称，当今世界，西方文化席卷天下，唯有伊斯兰文化可以与之抗衡。西方文明是世俗的，重物质；伊斯兰文明是精神的，重信仰。在过去，当穆斯林遭到西方帝国主义炮火的轰击而抵挡不住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退避到辽阔的沙漠和山区，沙漠和山区是可以避开西方势力的地方，在那里，穆斯林们可以继续生活在过去，就当现在并不存在。传统在那里保持著实力，风俗在那里保持著威信。俗话说得好：“眼不见，心不烦。”

   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阿赫梅德说，现代大众传播媒体已经渗透到穷乡僻壤，使人无可逃避。在有电的地方就有电视机。在穷得连电都不通的地方，因为有了柴油发电机和录放影机这两件奇妙的东西，人们也能看到最新出品的外国电影。一九八五年，阿赫梅德曾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巴基斯坦最偏远的地区--俾路支省的马克兰，发现那里最偏僻村落的居民都有这两样设备。于是，西方大众传播媒体，凭著它的快速、多变、新奇、发达，凭著它的无休止的喧哗、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和跳动不安的画面，构成了极大的引诱和骚扰，使得传统宗教所主张的静默、含蓄和冥想等美德受到极大的冲击。西方传媒展现出的富裕奢华的生活，使得那些生活在贫穷封闭下的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刺激起人们的羡慕和欲望，把传统的忍耐知足的平静心态彻底打破，从而使得整个传统的生活方式难以继续保持下去，再也回不到西方媒体进入之前的完整。

   霍梅尼把美国称为撒旦(魔鬼)。这一称谓不但表明了霍梅尼仇恨美国，而且也表明了在霍梅尼心目中美国为什么可恨。按照可兰经，撒旦被描绘为“蛊惑人心者”。这正是撒旦的本质：他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掠夺者。总的说来，他是一个诱惑者。

   这就是说，美国之所以可恨，不是--或主要不是--美国的作为，而是美国的存在。因为美国的强大、富裕、自由、开放，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借助于现代媒体，以理念的形式和音象的形式，无孔不入，无远弗届，渗透到伊斯兰世界的每个角落，使得那里的人民心猿意马，使得传统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对伊斯兰世界构成了强烈的冲击。

   ■ (4)对比与联想

   顺便一提，阿赫梅德认为，“共产主义衰亡与极权统治崩溃乃是西方媒体的最大胜仗。西方媒体以持续不断的宣称攻势，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侵蚀到共产世界的深处，早在戈尔巴乔夫未上台以前就宣告共产主义必亡的命运了”。这话当然讲得不对，因为在共产国家著手改革开放以前，西方媒体根本不可能深入共产世界的内部。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广大民众哪里能接触到西方媒体？电视电影、录音带录像带自不必说，就连书籍(甚至包括学术性书籍)也是严格控制，“只限内部发行”；美国之音的广播则受到强烈干扰，而收听美国之音就是犯了“偷听敌台”罪，要挨批要判刑的。在这方面，伊斯兰世界倒比共产世界更开放些。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共产世界，西方媒体被铁幕阻隔，但是极权统治者仍然坚持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视为头号敌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煽动反美，固然也指控美国的侵略剥削，但主要是指控美国要搞“和平演变”，指控美国宣扬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贪图享受追逐名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用以腐蚀人心，引诱人们走上万恶的资本主义道路，沦为西方的附庸。在这里，美国的可恨也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存在，由于它的诱惑力。这和霍梅尼把美国视为撒旦的观点异曲同工。我们中国人很可以从我们当年对美国的仇恨而理解到今日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

   不少人说，产生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是贫困与愚昧。若泛泛而论，此话自然不为错，滋生恐怖主义的国家大都是经济很不发展，教育很不普及。但是，绝大部分恐怖分子却并非贫困和愚昧之人。资料显示，大部分恐怖分子出身中产家庭，受过一定教育，有的还曾经在西方留学和工作(譬如911主犯阿塔)。美国新闻周刊的查卡瑞亚(Fareed Zakaria)告诉我们，那些强烈反西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并不是诉诸最穷苦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来说，西方化有巨大的诱惑力(它意味著食品和医疗)。他们诉诸那些受过半吊子教育，进入中东城市或到西方寻求教育和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