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五大於近日召开。不过，一般人并不以为这次大会会出现什么重大的意外之事。因为中共的惯例从来不是开大会解决问题，而是解决了问题才开大会。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对十五大掉以轻心，不屑一顾。作为邓後的第一次党代会，当政者总要试图营造出某种新风格、新气象。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共十五大将提出加速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主张，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旧体制早已改得面目全非。但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进展缓慢。许多人将之归结为极左思潮极左势力的阻挠，其实也不尽然。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分田单干，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公有制，为什么少见极左派拼命阻挠?事实上，极左派的挂帅人物邓力群当年还是农村改革的热心支持者哩。这多少说明了所谓极左派反对改革常常不是出於信仰出於理念，而是出於机会主义，出於权力斗争的需要。另外，那也是因为农村的改革进行得较为顺利，改革的办法相对公正，民众意见不大，改革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起码是在一段时期内)，令反改革者们难以找到借口大作文章。国有企业的改革则不然。国企改革举步维艰，并非只是极左派从中作梗，那也是因为这种改革本身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例如官商官倒以改革之名上下其手，化公为私；千千万万的职工下岗失业，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中共改革派拿不出象样的解决办法，极左派自然乐得借机发难。昔日邓小平下令“不争论”，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堵住极左派的嘴。可是，极左派享有无可置疑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他们是言者无罪的，他们的嘴是堵不住的。不过这对江泽民一派倒未见都是坏事。如果人们只着眼於中共上层的斗争，误以为在国企改革的问题上只有两种选择，不是支持江核心，就是支持极左派。两相比较，恐怕倒更有利於前者。我们要强调的是，国有企业不改当然不行，象现在这样改下去也不行。
    就拿腐败一事来说吧。其实，改革刚起步，腐败就出现了。当初不少人以为腐败是在所难免，它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渐得到克服，至少也会减轻，权且当作是付代价吧。这种预测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改革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也会导致人们权利意识的增长，故而会对先前不受制衡的权力形成某种限制和约束。这种预测在八九民运得到证实。可是，六四屠杀极其残酷地压下了党内和民间的制衡力量，於是，腐败就得以肆无忌惮，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天的中国，腐败的病毒已深入到整个社会。有人说是全民腐败。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腐败有主动腐败与被动腐败之分。决不是人人都想腐败，而是统治者有权腐败，老百姓却无权制止，到头来害得别人也只好跟着腐败。
    萨缪尔逊打过一个比方：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谁踮起脚尖，谁就能看得更清楚；但是，如果大家都踮起脚尖，则谁也不会比原来看得更清楚，只是徒然地造成疲劳。我们不妨对这个比方略加演绎。当大多数人在老老实实站着，只有少数人踮起脚尖时，你要这极少数人放下脚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大多数人会支持你，而那极少数踮起脚尖的人也知道，如果他们放下脚跟，他们不过是失去了他们本来就不应当得到的非份的利益，但并不会妨害到他们原有的和别人平等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也并不吃亏。然而，如果你没有及时地制止少数人犯规，到头来必然会造成多数人、乃至全体人都犯规。当多数人守规矩的时候，少数不守规矩的人可以得到份外的利益；可是，当多数人不守规矩的时候，少数守规矩的人却连份内的利益也会失去。这就迫使剩下来的少数还守规矩的人也不守规矩。等到大家都不守规矩的时候，自然是谁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时候，人们就会有一种普遍地要求重建规矩的强烈愿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要重建规矩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了。尽管每个人都想放下脚跟，但谁也不肯从自己做起，因为明摆着是谁先放谁吃亏，你放别人不放，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既然人人都不肯放，到头来就是全体都不放。接下去人们就只好在犯规上再求突破，垫板凳搭梯子，你追我赶地一路腐败下去了。
    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倘若还不开展政治改革，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实行分权制衡，单靠抛出一个陈希同来，行吗?□

   
   ——《北京之春》1998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