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之春》杂志社全体同仁，向民主教育基金会表达由衷的感谢。

   这次，民主教育基金会给《北京之春》杂志颁奖，是对《北京之春》杂志的肯定和鼓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尤其怀念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黄雨川先生，在此，我谨向蒋亨兰女士表达我们对黄雨川先生深切的敬意。

   《北京之春》杂志自创刊以来，在海内外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支援与积极参与下，爲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自己的一点应有的贡献。在这中间，也有《北京之春》编辑顾问们的一份心血，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杂志表示关心，提出建议，给予支援。在此，我也要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

   中国的民主运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路程。经验告诉我们，在共産专制下争取自由民主，首先是要争取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言论自由是摧毁共産专制的突破口。

   中共当局宣称，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在夸耀中国人权的巨大改善时，中共总是强调它养活了十三亿人口。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毕竟，政府是一个权力机构而不是生産机构，因此说政府给了人民饭吃是说不通的。不是政府养活人民，而是人民养活了政府。共产党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政府。在明代，官与民之比是1:400，清代是1:300,今天，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官与民之比是1:36。这表明，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供养更多的官员。

   中共声称，一定的自由民主是和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联的，由于中国的经济还不够发展，因此中国首先要发展经济，要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第一位。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以言论自由爲例。如何实现言论自由?那就是取消因言治罪。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政见，政府不要去抓，不要去镇压，这就够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不是要政府去做什么，而是要政府不去做什么，这不是花钱花力之事，而是省钱省力之事。怎么能说这只有富国才做得到而穷国就做不到呢?事情倒是反过来的。衆所周知，爲了镇压异议，专制者不知豢养了几多鹰犬，耗费了几多钱财。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劳民伤财，是巨大的、无谓的、而且有害的人力浪费物力浪费。若化剑爲犁，岂不两全齐美。

   以生存权、发展权的名义排斥自由民主一类权利还暗含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妨害生存、妨害发展的东西，似乎是有了自由民主，国家就乱了，人们成天争吵不休，就不能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了。这是十足的谬论。

   衆所周知，在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大饥荒，饿死者“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26862;(Amartya Sen)证明:“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事实证明，言论自由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个人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中共当局一再声称，根据当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把稳定置于首位，稳定压倒一切，因此需要牺牲个人权利。事实恰好相反。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动荡不安都不是由于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当代中国，绝不是人们爲了避免社会动荡，因而牺牲了个人权利，而是因爲牺牲了个人权利，才导致了社会动荡。

   最突出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连中共官方也承认文革是“十年动乱”。衆所周知，文化革命是从毛泽东下令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开始的，这正是以言治罪的典型案例。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这表明连国家主席也没有半点人权。文革期间，受害者加上被连累的家人数以亿计，归根到底都是没有人权造成的。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这套理论虽然是中共近些年的新发明，不过就是在大饥荒年代，中共也没有否认过人活著首先要吃饭，但是，几千万人没饭吃活活饿死的惨绝人寰的大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可见，肯定人首先要吃饭要生存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因爲它于事无补。你可以说吃饭是人生第一需要，但这并不意味著吃饭就是第一人权。必须懂得，“权利”不等于“需要”。

   爲什么人的第一需要不等于第一权利?

   首先，我提醒大家注意，其实，吃饭也不是人的第一需要，人的第一需要是呼吸。人可以十天不吃饭，但要是不呼吸连十分钟都活不了。那么，爲什么很少有人说呼吸是第一需要呢?可见通常所说的需要，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涉及具有稀缺性的东西。食物有稀缺性，食物不象空气那样随处可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因爲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经济学的立场讲话，所以人们一说起人首先要生存，总是说人首先要有饭吃。我们通常只说吃饭是人的第一需要，不说呼吸是第一需要。我们说吃饭是人生头号大问题，是因爲吃饭本身是个成问题的问题，不象呼吸，因爲呼吸不成其爲问题。不成问题的问题就不算问题，我们通常说的问题总是指那些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把吃饭──而不是把呼吸──当做人生头号问题。

   懂得了我们爲什么把吃饭──而不是把呼吸──当做第一需要的道理，我们就很容易懂得爲什么把言论自由权──而不是把生存权──当做第一权利的道理了。如前所说，我们讲的需要，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经济学的概念。同样地，我们讲权利，也不是著眼于人的生物性，而是著眼于人的社会性。因爲一个人并不是总能够凭藉自己的力量解决他的各种需要，因此，问题就在于，当个人陷入某种困境，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克服其困境的时候，人不得不求助于他人，求助于社会。这意味著，个人首先要向他人、向社会发出呼吁，也就是首先要有表达自己愿望或要求的权利。因此，人首先要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权乃第一权利。不论你有什么需要，除非你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言说，否则，他人、社会无从了解你的需要，从而也就无法给你必要的合作、帮助或支援，你的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

   诚然，言论自由不能当饭吃，但是，当你由于天灾人祸，特别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决策而没饭吃时，如果你不能大声疾呼，从而使得社会知晓，得到衆人的支援援助，迫使政府改正错误，你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悲惨状态。在这个问题上，那个推行错误政策的政府知道的比谁都清楚。那个政府本能地会竭尽全力去压制批评，因爲它深知，一旦人们的批评可以自由的表达，它的错误政策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林语堂说，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古人云:“不平则鸣。”人遇到不平之事，不论是何种不平之事，第一要紧的是“鸣”。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能不能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言语交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品性优劣。古今中外各种专制暴政的第一法宝就是切断人们的自由的言语交流，就是压制言论自由。一切关心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人必须首先爲言论自由而坚持奋斗。

   （作者爲《北京之春》主编，此文是他5月3日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2001年度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http://www.dajiyuan.com)5/6/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