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家、思想史家艾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於十一月五日因心脏病去世於英国牛津，享年88岁。《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他的死讯，并且极不寻常地用超过一版的篇幅介绍他的生平与思想，还刊出了他的两幅照片。这充分证明了伯林在二十世纪思想史的重要地位。
    伯林是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坚定鼓吹者。他对二十世纪泛滥一时的极权主义和乌托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评，指出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不论看上去多么美好，但付诸实践却只能导致流血、压迫和自由的毁灭。我们知道，极权主义最初只是思想家头脑中的观念，可是伯林警告我们，切莫对观念的力量掉以轻心，那些在教授宁静的书斋中孕育出来的观念完全有可能摧毁一个文明。马克思曾经提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靠物质的力量去摧毁。”伯林则认为——用我的话来概括就是——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精神的力量只能靠精神的力量去摧毁。对於某些思想家所能造成的巨大危害，只有靠另一些思想家才能消除。伯林不懈地致力於揭露极权主义的谬误，阐述自由主义的真谛，在本世纪这场自由与极权的生死斗争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伯林在政治哲学上的主要成就是对自由概念的分析。他分辨了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一是消极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一是积极自由或曰肯定性自由。所谓消极自由，乃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何种范围之内，一个人可以而且应当被容许按照他自己的愿望行事而不受别人的干涉?”积极自由则是为了回答另一个问题，即：“谁有权强制别人去做在他、而不是在当事者本人看来是正确的事?”不难看出，混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或者是否认消极自由、以积极自由取而代之，其实正是造成极权主义以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基本理论依据。
    作为一个富有现实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反对把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伯林深知，由於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些多种多样的目标并非总是和谐一致、互相包容，所以，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排除在人类社会中发生冲突和悲剧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永远需要在各种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加以权衡。鉴於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伯林不相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按下葫芦浮起瓢，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总会引出另一个的问题的产生。伯林说，如果有人真的以为可能有一种包医百病、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那么他就很容易认为，为了实现这种方案，还有什么代价是不值得付出的呢?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残酷与血腥，其源盖出於此。
    伯林对民族主义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伯林赞成黑格尔的观点，自由存在於家园之中。他指出，归属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一个人需要归属於某一个特定的群体，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他需要用这个群体自己的语言、传统、艺术和想象力来发展自己的情感世界。当然，伯林不赞成极端的民族主义，不过他又认为要克服某些民族间的相互仇恨是很不容易的。

    伯林一生著述繁多，但没有鸿篇巨制，伯林本人倒不以此为憾。这或许是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关切所致。伯林的著作，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对各种反自由主义的观点知之甚深。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对非理性主义洞若观火。伯林极善於从他的对手那里吸取知识，这是造成他的著作既丰厚又明晰、既尖锐又不偏颇和富於风趣与机智的原因。
    伯林对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特别推崇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髓想》，该书在大陆已有完整的中译本。台湾的学者翻译了伯林的《自由四论》和《俄国思想家》。不久前大陆出版的《公共论丛》也刊出了他的《两种自由概念》。作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宗师，伯林的思想是很值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真研究的。□
   
   ——《北京之春》199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