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管理》杂志2002年第三期刊登的康晓光的《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值得认真研究和批评。难得一篇为中共专制作辩护的文章，能对许多复杂暧昧的问题分析得那么清楚那么透彻，而且能讲得那么明白那么露骨。

   康文可议之处甚多，这里只讲一讲作者对中共政权的分析。康晓光明确指出：中共“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即专制统治──引者)。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他还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共，“可以灵活地对待一切理论、道路、原则、价值”，“其组织目标是‘执政’”。什么叫“可以灵活地对待一切理论、道路、原则、价值”？那就是说中共可以不受任何理论、道路、原则、价值的约束，可以不择手段，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执政”即把持权力这一目标为转移。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问题是，在过去，说出这种话一向是要被贴上“反共”标签的，怎么如今竟出自一个维护中共专制者之口？当一个人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毫无理想，毫无原则，为了专制而专制，为了把持权力而不择手段之后，却还要去维护它，支持它，这不是很稀奇的吗？

   “六四”之后，中共政权似乎重新站稳脚跟，于是，各种为专制辩护的理论应运而生。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今天为中共专制作辩护的种种理论，大都放弃了那套神学式的语言，转而采取理性的语言，经验的语言。这些理论大同小异，无非是说中国人素质太低，配不上民主，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一党专制仍为当下中国之必需，还是赚钱最要紧。许多辩护者都乐于表明自己是回头浪子，为自己在“八九”时一度幼稚地迷恋民主乌托邦而真诚地忏悔，后来在“六四”开枪的当头棒喝之下迷途知返，现在总算理解了共产党坚持专制的一片苦心。

   上述“转向”毫不足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幻想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年》里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不是早就经历过类似的“心路历程”吗？

   在经历了一场朦胧的反抗而遭到打击失败后，温斯顿.史密斯被强迫“思想改造”。这一天，权力精英奥布来恩向温斯顿提问：“告诉我，我们党掌权的原因，掌权的动机是什么？党为什么要掌权？”

   温斯顿是这样回答的：“党并非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权力，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权力，乃是因为一般群众是脆弱的、怯懦的动物，他们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说不能认识真理，必须由那些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们，有计划地欺骗他们。人类只能在自由与快乐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们的守护神，是为人民服务，它是为了善才作恶，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快乐。”温斯顿对奥布来恩说：“你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统治我们。你们认为人类自己不能管理自己。”

   不难看出，现今一般为中共专制作辩护者，无非是在抄袭温斯顿罢了。但康晓光与众不同。他直截了当地否认所谓中共实行专制是为国为民的迫不得已和勉为其难。康晓光揭示出其他那些专制辩护士由于愚蠢而看不到或由于胆小而不敢大声说的真相：党不代表任何阶级只代表它自己，党不受任何理念或原则的约束，党是不择手段的，它唯一的目标就是掌权，而掌权的目的就是掌权自身。

   估计康晓光是看过《一九八四年》的，不过我疑心他恐怕未能意识到他上面那段话实际上也是在抄袭，不是抄袭温斯顿，而是抄袭奥布来恩。

   在《一九八四年》里，身为权力精英的奥布来恩在听到温斯顿对党的权力的解释后大发脾气，奥布来恩给了温斯顿一通痛苦的电击。奥布来恩气恼地骂温斯顿是笨蛋，然后他忍不住向温斯顿讲出了党为什么把持权力的秘密：“党完全是为了自己才追求权力的，我们并不关心别人的利益，我们只关心权力。……我们不同于以往任何寡头政治集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为了什么。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都是胆小鬼和伪君子。他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自称甚至相信他们掌权并非出于自愿，只是暂时的勉为其难；他们自称甚至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自由平等的快乐天堂。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人是为了放弃权力才掌握权力。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专政的目的就是专政，革命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当奥威尔借奥布来恩之口讲出这一番关于绝对权力的真理时，他不过是发挥其天才的政治想象力，去揣摩和揭露极权统治者的真实心态。他未必以为极权统治者真会公开讲出这种话。奥布来恩是虚构，康晓光却是真实。倘若奥威尔死后有灵，得知在一党专制下的中国，竟然有人公开讲出奥布来恩的那番话，而且刊登在官方杂志上，真不知是会为自己的精辟洞见又获证实而得意，还是被绝对权力的公然无耻而震惊。

   (http://www.dajiyuan.com)9/4/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