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内文学界出现了一类反映改革下的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小说，有论者将之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
    正象“伤痕文学”得名於小说《伤痕》一样，“分享艰难文学”得名於一部小说《分享艰难》(刊於《上海文学》1996年1月号，作者刘醒龙)。这类小说的故事发生背景，或是尚属贫困的乡镇，或是濒临破产的国营企业。主要人物有三种，一是共产党干部(乡镇领导、厂长)，一是“一部份先富起来的人”，一是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作品多多少少描写到一些群众的生活窘况，描写到一些大款大腕的权钱挂钩、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也描写到官场的腐败和倾轧，有时还借个别受损害的群众之口蹦出两句直接骂共产党的话来。因此被不少评论家称作“新现实主义”。
    何谓“分享艰难”?看来是指让遭受损害的群众和共产党干部分享艰难。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大家好，但在其过程中，免不了会让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这就要求老百姓多多体谅。再说，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当领导的也是人，他们也要追求他们的利益，只要还能想着点老百姓也就不错了。至於那些大款大腕，虽然他们财路不正，为富不仁，品行恶劣，但是要致富还离不开他们，只要领导能够巧施权术或者是制造点戏剧性的感人场面使其良心发现几分钟，让他们好歹也掏点钱出来偶尔地济济贫，大家也就该对他们多多包涵，连作奸犯科之事也就只好眼睁眼闭了。
    “分享艰难文学”意在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虽然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切身利益，因而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但是大家毕竟生活在一处，要有同舟共命之感，彼此间要多包容，多协调，多沟通。这些作品大都很强调良知，强调人情，强调道德感化。其中有些煽情的段落，使我不禁回想起六十年代的一部电影《北国江南》。该片被当局定为大毒草，罪状之一是鼓吹“资产阶级人情味”。我是打了预防针去看电影的，所以倒不容易“中毒”，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当看到片中最富人情味的那一段时，我心里却隐隐地冒出几丝莫名的反感。事後分析起来，那多半是反感於它的夸张做作，倒不是反对它宣扬的理念(我那时绝无此等觉悟)。如今读“分享艰难文学”，这种反感更强烈也更明确。“分享艰难文学”之招人反感，不仅在於它的媚俗煽情，更在於它意图传达的理念。没有法治下的平等权利，没有对权力的分享，凭什么要我们老百姓去和专制者“分享艰难”?
    我当然知道，为富者未必皆不仁。我也承认，在朝者未必无清官。“分享艰难文学”的作者都很聪明，他们写的是基层而不是高层。在中共既成体制下，中低层官员要想打出一片不同的新天地根本是办不到的，如果他不去反对体制本身的话。再有，小说占一个便宜，它允许读者见仁见智。例如《分享艰难》这个标题，到底是伪善的说教，还是暗示的嘲讽?实在大可怀疑。有部“分享艰难”类的作品，写到一位领导者讲授其为官之道。他说:“做政府的法人代表，特别要注意别在群众闹事时让步，要让也得等将来，这样就不会使他们养成遇事就闹的习惯。”这话要正着读，自然令人愤慨，但若是把它读作对当政者权术与心态的揭露，那不是也满有意味的吗?

    《分享艰难文学》的出现至少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经济改革的蜜月期早已结束。如今中国的经济改革显然遭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普通群众的不满情绪显然有所增长。有人说，在这时更需要加强专制，更不能开放自由民主。可是我们都还记得，前些年经济形势看上去还好的时候，当局说那全靠专制之功，没有专制的铁腕，就没有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就怪了:经济形势好，你说那证明专制的必要；经济形势出了问题，你说没有专制更不行。真是横也有理，竖也有理，总是有理。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打算对上述为专制辩护的观点再作批判。本期杂志刊发了一组有关改革之下工农权益的文章，有兴趣者不妨也找几篇“分享艰难”类的小说看看，此外，杂志过去曾发表过不少讨论有关问题的理论文章，相信读者们可以从中引出有益的思考和得出自己的结论。□
   
   ——《北京之春》1998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