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中共当局正在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由江泽民决定作出有条件让步，计划在未来数年内逐步向外资开放文化市场，预计三年後开放出版及期刊市场，五年後开放报业，八年後开放电子媒体。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信息。另外又有小道消息说，中共也打算在未来几年内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应该看到，中共提出此类计划，并不等於它已经作出实行出版自由的承诺。不过，若和以前由政府垄断出版业的情况相比，这仍是一个有限的进步。
    我们知道，出版制度历来有两种，一曰预防制，一曰追惩制。预防制是指对出版物在其出版之前进行干预和限制。预防制有四种形式。(1)检查制：在检查制下，虽然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但出版物必须经国家书报检察机关审查通过後才得出版。(2)特许制和(3)保证金制：要求出版社或报刊的开办与发行必须预先得到行政机关的批准认可，编辑人员必须经过审查许可後方许使用。如果报刊方面一定要用国家不许可的编辑，国家则收取高额的保证金。(4)报告制：要求出版者事先报告有关行政机关，出版後须将出版物呈送有关机关备案。关於追惩制，其意义有二：一、政府对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事先不加干涉和限制；二、出版物如有违法行为则由法庭依据法律实行事後惩罚。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形式的预防制都是对出版自由的否定。唯有追惩制才可能保障出版自由，但还需有两个其他的条件：其一是有关法律中不得有思想罪或意见罪，其二是对违法出版物的事後惩罚的机关只能是独立审判的陪审法院。否则，追惩制下依然无所谓出版自由。例如文化革命时流行的大字报，有人称为变相的出版自由，其实充其量只能算是追惩制。在当时，法律明文规定有思想罪意见罪(所谓《公安六条》即为突出一例)，司法机关毫无独立性可言，所以根本谈不上出版自由。以上分析表明，即便在未来数年内，中共兑现了它的对外资开放文化市场的计划，兑现了它的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的计划，那固然较此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进步，但很可能和真正的出版自由仍有相当的距离。
    众所周知，共产极权制度是古今中外最为彻底最为极端的专制制度。它对出版自由的压制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如果我们把传统专制下的书报检查制度比作屠婴，那么，极权制度下的书报检查制度则有如避孕。长期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争取出版自由而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民主墙时期的民间刊物就是一次争取出版自由的伟大尝试。当时，中共内部也有一批自由派人士积极努力，试图给民间刊物以合法地位。他们提出了制定出版法的要求，但遭到强硬派的坚决否定。陈云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民主墙运动虽然未能实现出版自由的目标，但人们并没有放弃信念，放弃奋斗。
   在八零年的大学生竞选运动中，许多学生都提出了出版自由的诉求，有人还拟定了出版法草案。在八九民运中，出版自由更是千千万万参与者的共同呼声。此外我们也应看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出版状况也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一些准同人刊物式的出版物已经悄悄出现，还有人则以买书号的方式出版了一些未经官方事先审查的东西。进入九十年代，上述状况又有了持续的发展。尤其是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了出版自由的原则。这对於出版自由的未来前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今，中共提出了逐步对外资开放文化市场的计划(或许还有开放民营出版业的计划)，未来是否实行尚有待观察，但是，单单是中共作出此等表示，那本身就已经表明一种趋势，一种为专制者难以抵挡的趋势。有鉴於此，我们更应该坚定我们的信念，坚定信心，继续坚持理性的、韧性的奋斗。有些朋友只习惯於在高潮的形势下看到自由化的伟大胜利，他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所谓低潮的形势下，自由也在顽强地向前挺进。□

   
   ——《北京之春》1998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