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 在古今中外的学潮史上，这次合肥学潮也许是最奇特的了。它发生在最不允许发生学潮的地方，而引发这场学潮的理由似乎最不成其为学潮的理由。

   在当今中国，有一百件、一千件事情需要热血青年走上街头：例如，为“六四”死难的学长讨还公道，为千千万万的下岗父兄争取权益，为八亿农民赢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向巧取豪夺侵占公共资产的腐败官僚兴师问罪，等等等等。可是，十三年多来，在偌大的中国，这样的学潮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一起不幸但并非蓄谋的车祸，一则失实但未必恶意的报导，就算发生在六八年五月的巴黎----那时候，法国的大学生们动辄上街游行，就算发生在南韩----据说南韩的大学生最热衷街头运动，什么政府都反，想来也不会引发抗议示威。可是，在中国，就是这样一桩寻常的事由，却引发了一场十三年多来仅有的最大学潮。这样的学潮，事前谁能预料得到？

   还有奇者。照说，合肥学潮的诉求是很简单的，学校和地方政府领导的初步回应也是温和的，积极的，不是不想解决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学生却不肯轻易罢休，从校园冲上街头，从街头冲进政府大楼，甚至还发生了个别的损坏公物行为。就是这样一件纯粹地方性的、偶然性的、非政治性的抗议活动，竟然会劳动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越俎代庖亲自过问。政府几乎立刻就接受了学生的全部要求。你道奇也不奇？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由一起交通事故而激发出一场学潮这样的事情；也恐怕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件事情才会牵动执政党最高领导人亲自下指示。这次合肥学潮最清楚不过地揭示出当今中国社会的极度不正常状态。

   前面说过，合肥学潮最奇特之处是，它发生在最不允许发生学潮的地方，而引发学潮的理由最不成其为学潮的理由。其实，这两点正好相辅相成。

   “八九”后，当局视学潮为心腹大患，必欲扼杀于无形。有了“六四”屠杀这样的威胁还嫌不够，当局还要隔三差五地来一点杀鸡吓猴的示范，以期复习和巩固人们的恐惧效应。此外，当局始终垄断和监控一切媒体，切断人们的自由交流，使得任何对政府不利的事情无法形成公共话题，更无法形成集体情绪的共同兴奋点。

   然而，青年毕竟是青年，学生永远是学生，青年学生不会没有理想主义的反叛冲动。他们在生活中感受到许多不公不义，内心里累积了许多不平不满，由于深受压抑而汇成无名的愤懑，平日自己都未必能觉察到，倘若遇到合适的出口就可能喷薄而出。于是，象校门口同学被车压死这样一起事故，由于它能引起全体学生们的关切与激动，也由于它的非政治性因而它在政治上的相对安全性，因此立即成为两万同学的公开的公共话题，从而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或曰公共场；身处于这样一个公共场中，人们的观点和情绪相互感应相互激荡并迅速升华。就这样，他们感到了集体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所以他们就采取了集体的行动。

   这种事早有先例。譬如在八八年，北大学生柴庆丰被街头流氓打死，遂引发该校学生大规模的自发抗议活动，形成自八七年“反自由化”以来最大学潮。

   在政府方面，政府当然知道交通事故只是导火线。政府很清楚，虽然学生的要求很单纯，但是学潮本身所挟带的情绪和思想却非常复杂。最让政府感到棘手的，不是这次学潮的内容，而是学潮这种独立的集体抗争行动的形式。

   政府面临著两难选择：如果它接受学生的要求，那会不会被视为对学潮这种独立的集体行动的某种默许乃至鼓励呢？如果它指责学潮是“动乱”并暗示武力镇压，学生会被吓退吗？抑或还是火上浇油？事态一旦扩大将怎样收场？到头来必须真的动用武力吗？无怪乎这件事要惊动党中央了。地方政府不是不知道如何解决学生的具体要求，它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敢擅自决定----如何对待学潮本身：是“抚”还是“剿”？

   按照署名“秋水”的报导，早在当天中午两点多钟，“据传省政府内部已经开始调集武警”。不过在当时的情势下，地方政府不大可能公开摆出“镇暴”的架势。因为学潮突如其来，政府事前毫无准备；此时此刻，大批学生已经冲进省府大院，人数最多时高达两万。在这种情况下你宣布学生是“动乱”或宣布要“镇暴”，岂不是惹火烧身？

   今日中国，政府虽然拥有强大的镇压工具，但是缺少起码的道义资本。“人民政府”因为欺世盗名，最怕和它所冒充“代表”的人民直接面对面。政府明白，既然眼下它不能把学生打回去吓回去，它就只有把学生劝回去哄回去。政府担心夜长梦多，担心久则生变。为了使学运尽快退潮，它只好对学生的要求满口应承。可是在学生方面，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才形成如此规模的阵势，足以向政府施加压力，得以公开地表达长期憋闷的不满，自然不肯轻易收兵。所以，直到政府方面几乎全盘接受了学生的要求后，许多学生还继续抗议了一阵子才散去。

   合肥学潮和平结束。不少人因此也对胡锦涛有了几分好感。不过，正像任不寐先生提醒的那样，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合肥以后的日子”，警惕政府“秋后算帐”。

   合肥学潮的意义不可低估。毕竟，这次合肥学潮打破了持续十三年多的禁忌。尽管官方在事后一定会对学生做“思想工作”，无非是说，同学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采取的方式是不恰当的，是容易被“坏人”利用的，等等；可是，学生们却从自己的有限成功的经验中得知，恰恰是这种“不恰当”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的。这就有助于恢复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勇气和信念。

   合肥学潮无疑也是对专制当局的严重警告。虽然合肥学潮起因于一件偶发事故，但唯其如此，才防不胜防。在民怨如此之深如此之广而表达渠道又如此缺乏的当今中国，这种“偶发”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如果类似的集体抗争活动发生在更敏感的地方，牵动更多人的卷入，并且更难以迅速化解，情况又将如何呢？我想，除开那些死硬的专制者及其自觉的帮凶帮闲之外，越来越多的人们都会同意，在中国，民主改革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了。

   ( 转自观察/本文网址：http://observechina.net/big5/da.asp?ID=20701&ad=1/24/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