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平

   小 引

    七十年代末，中國發生了一場關于真理標准的大討論。据說這場討論具有以下兩個意義：一、它擊敗了以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确立了以鄧小平為首的“實叟伞痹谥泄采蠈拥念I導地位；二、它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哲學基礎。這种觀點是如此流行，它不僅見之于中共官方文件，也見之于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民主派人士的文章和講話。考慮到近十余年來，尤其是六四以來，官方和民間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評价是那樣的不同乃至于截然相反，上述一致性就很引人注目了。我在“我為什么寫[論言論自由”(一九八七)和“柏林牆沉思”(一九九零)這兩篇文章中，曾附帶對此一問題發表過批評意見。這里，我打算展開進一步的討論。

   一、對實踐標准的几點粗淺批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命題。讓我們首先從哲學的角度對之略加分析。

   譬如“真理”這個概念。什么是真理？按照馬克思主義，真理是人類關于物質存在及其運動規律的正确認識。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預先就肯定了“物質是客觀存在的”和“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這兩條最具普遍性的真理。然而這兩條真理又是如何獲知以及如何确證的呢？如果你回答說是“實踐”，那么就成了循環論證。尤其是“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這一條。既然人類的實踐是有限的，進入我們認識范圍內的物質運動是有限的，我們又如何能斷定“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呢？換句話，作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那個前提、那個基礎，其本身勢必是難以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進行說明的。其中，例如“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這一條顯然是獨斷的。

   再說“檢驗”。有些命題，證實容易證偽難，或者說只能證實不能證偽。我們發掘出恐龍的化石，我們由此證明世上真有過恐龍。我們并未發掘出麒麟的化石，我們卻不可由此斷定世上真的沒有過麒麟。有些命題則相反，只能證偽不能證實。只要發現了一只黑的天鵝，我們便可斷定“一切天鵝都是白的”一話為偽；但是如果說我們迄今為止從未發現過任何黑天鵝，由于我們無法擔保今后也決不會發現黑天鵝，固此我們并不能肯定“一切天鵝都是白的”一話為真。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對于真理的看法是很籠統的。它拒絕關于事實真理、邏輯真理和价值真理的區分。确切地說，在馬克思主義那里，邏輯(還有數學)、价值，歸根結底是統一于事實的，是統一于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規律的。為什么整体大于部分？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因為人類億万次實踐結果總是如此而沒有反例。為什么合乎我們道德理想的社會一定要實現，因為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否認邏輯与事實的區分，是誤解了邏輯的性質。馬克思主義否認价值与事實的區分，則導致了成王敗寇的結論。因此它們都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主義自稱科學。但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科學，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在原則上不可證偽的形而上學，它和現代西方所說的科學亦即經驗科學或事實科學并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也不應忽視。

   二、實踐“檢驗”与“科學預見”的矛盾

    以上几點粗淺的分析討論，已經指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這一命題的若干缺點或問題。我不打算把這种討論再深入下去，因為它和眼下的主題無關。不過有一點是我希望加以強調的。假如我們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在邏輯上就蘊涵著如下一層意思，那就是說，任何一個命題、任何一种理論，或任何一种理論的任何一個部分，只要它們尚未經過實踐的檢驗，便不足以被證明其真理性。但是，所謂“經過實踐檢驗”，必定是指在時間上的過去式、完成式。換句話，實踐標准只能說明過去，不能預見未來；只能證明我們已經實踐過的事物，不能預斷我們尚未實踐的事物；只能證明我們已經完成其實踐的事物，不能預斷我們剛剛開始其實踐的事物。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關于真理標准的論斷就和它一向自夸的科學預見發生了明顯的矛盾。注意，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科學預見，還不僅僅是把已經被實踐證明過的真理應用于未來的同類事物上——我嘗過樹上的一只梨子，知道了這只梨子的味道，于是我便預見到樹上的其它梨子也會有相同的味道。馬克思主義所引為自豪的科學預見，恰恰是指那些新的事物、是指那些先前未出現過的事物。

   据說，在真理標准的討論中，“凡是派”一方有人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共產主義必將實現”是馬克思主義發現的一條重大真理，但是人類還沒有實踐過這种共產主義，可見這條真理是不需要通過實踐檢驗的。對此，“實踐派”陣營基本上保持了默不作聲。也有人試圖反駁。其論据是，共產主義不只是一個未來的目標，它也是一個運動，一個過程。這种運動、這种過程早在馬克思時代即已開始，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實踐。所以這一命題的真理性仍是得到實踐的驗證并必將得到進一步驗證的。不用說，這一回答是相當軟弱的，即便我們把共產主義理解為一個過程，只要這一過程尚未完成，它就不足以對相關的命題的真理性作出驗證。好比一項化學實驗，開頭几步的效果有如預期，如何能擔保其以后的效果、其最終效果也必如預期呢？你可以說一种基于以往實踐而提出的關于未來新事物、新現象的預見要比打賭、比算卦更可靠些，那自然講得過去；但若說它本身便是具有十足的真理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在學術討論的背后

    眾所周知，真理標准討論并不是一場哲學討論而是一場政治斗爭。不過這樣講仍嫌籠統。因為很多政治斗爭都是圍繞某种哲學問題、經濟學問題而展開的。譬如在美國，關于凱恩斯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爭論，對于“新政”的興衰就有很直接的關系。但是，發生在共產党國家的、以某种哲學或經濟學問題而展開的政治斗爭，往往具有另外一种性質。在這里，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學術討論。斗爭的雙方對于各自表面上主張的那种哲學觀點或經濟學觀點其實不一定真誠信奉。真正的沖突往往隱藏在那些學理性爭端的背后。舉一個极明顯的例子。在一九七零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林彪一派提議設立國家主席，遭到毛澤東一派的強烈抨擊。事實上，這里涉及的僅只是權力之爭。它和是否應設國家主席這一有關國家政体的學理性問題毫無關系。再舉一個不那么明顯的例子，關于“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的哲學論戰。既然雙方都堅持效忠于唯物辯證法，都堅持列宁關于辯證法的三條原則，因而他們的哲學主張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兩樣。好比兩只裝有同樣的東西、并按照同樣的方式擺放的箱子，區別僅在于箱子的標簽不一樣。因此，你很可以說這場爭論完全沒有意義。其實不然。當楊獻珍一派力主在標簽上寫下“合”字時，這就流露出或者是引人聯想到一种特定的情緒或傾向。在其暗示之下便集合了一派不同的政治勢力。假如這派政治勢力得胜，那就有可能出現某种微妙的政策性變化。但這种變化并不是那种那种哲學主張的學理性的邏輯后果。正如另一种政策也并非另一种哲學主張的學理性邏輯后果一樣。因為這兩种主張本身并沒有任何學理性的原則區別。借用古話就叫作“項庄舞劍，意在沛公”，或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關于真理標准的討論實際上也是屬于這一性質。

   有人曾經指出：共產專制既是高度政教合一，因而在其党內斗爭中，總是那种在意識形態上占据正統的一派取得胜利。近几年來的事實否定了這种觀點。在中共和蘇共內部都有溫和派与保守派。你說溫和派更正統，為什么在中共內部偏偏是強硬派獲胜？你說強硬派更正統，但蘇共的強硬派卻分明吃了敗仗。其實，把上面那句話反過來說也許還更正确一點：与其說正統派總能在党內斗爭中獲胜，不如說在党內斗爭中獲胜的一派總是宣稱自己更正統。不錯，只要斗爭還限于党內，正統的旗號就仍是十分重要的。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种理論，不可避免地會人言人殊。當兩派都引經据典地爭論時，誰比誰更正統，既缺乏一种明确的判斷標准，又沒有一個公認的決斷權威，甚至也沒有一套雙方接受的仲裁程序。因而只可能是成王敗寇。換言之，如果你試圖在党內斗爭中戰胜對手。你當然要表明自己的正統性，因而你必須援引某些經典論述或原理。但這并不能保證你必能獲胜——因為你的對手也在做同樣的事。從純學術的角度看，我們大可以研究研究哪一派更正統。不過這和實際政治斗爭的成敗并無必然關系。

   四、“凡是派”与“實踐派”

    讓我們回到真理討論標准運動上來。首先，我要提出的問題是：關于“凡是派”和“實踐派”這兩個稱謂果真是名副其實的嗎？華國鋒等人真是“凡是派”嗎？鄧小平等人真是“實踐派”嗎？

   不錯，華國鋒一派曾經明确宣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然而在實際上，華國鋒在毛澤東死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下令逮捕“四人幫”并且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分明不是“照過去的方針辦”。不錯，鄧小平公開表示他贊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一命題。可是我在上面几節的分析已經指明，拋開此一命題在其他方面的若干粗陋混亂不提，承認實踐標准，其邏輯后果之一便是應對現實、對未來持一种開放態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既然還沒有充分地進入實踐、起碼是還沒有全部完成其實踐檢驗的進程，因此它們還不應該被視為堅定不移的真理；共產党的領導，即便在過去被證明為正确，但今后是否仍然正确就還有待新的證明；假如說以往的歷史“選擇了”無產階級專政，那么現在還需不需要它卻是一個新的問題。由此出發，真正的自由討論、自由批評、自由試驗、自由選擇，就既是必要的，又是應該的。所謂“四個堅持”，作為執政者自己的一种价值追求，自然不無不可，但倘若是奉為不容置疑的真理并要求一切人民均須服從，那就顯然沒有道理了。可見，“凡是派”并不“凡是”；“實踐派”也不“實踐”。這至少對于兩派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而言是如此。

   五、旗子、刀子和轉彎子(1)

    那么，關于真理討論的真實目的、真實意義又是什么呢？也許，汪東興的三句話最足以說明問題。据趙蔚先生的《趙紫陽傳》披露，在這場討論開始展開時，在華國鋒手下主管宣傳工作的“凡是派”(這里姑且沿用此一稱謂)大將汪東興曾經提出過三條意見，叫做：一不要砍旗子，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乍一看去，這三句話和真理標准討論不相干。汪東興一介武夫，對哲學研究想必是既無興趣又一竅不通。不過，出于极權統治者的本能，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問題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