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小引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常常為一個問題所吸引，那就是當時國人所流行的那套思考方式和語言方式；如今被稱作共產党或毛澤東的話語方式或話語系統。不過，那顯然不是共產党或毛澤東的獨特發明。它早就存在著，今後也還會繼續存在；只是在共產社會中、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最為突出而已。就在我打算對此一問題寫點東西的時候，我接連讀到了曹長青的几篇批評文章，更加強了我這一寫作愿望。在《怎樣面對裸体的皇帝》一文里，曹長青批評我“在無法有力地反駁別人時，就指責別人是‘共產党語言’”。看來，對所謂共產党語言确有必要作一番專門的探究。在以下的分析中，我除了提及“文革”中的一些現象和話語外，不免也要引用曹長青近來公開發表的一些文字。在批判共產极權制度的眾多格言警句中，我十分欣賞的一句是：那些想在人間建立天堂的人，實際上往往造成了地獄。被稱為共產党話語系統的那些東西，盡管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是追根求本地看，人們使用它、接受它、甚至偏愛它，卻又往往是基於种种崇高的愿望，或者是基於人性中那些并非罕見的弱點和傾向。因此，它既是悲劇，又是喜劇；既是鬧劇，何嘗又不是正劇？以下，我將展開一些分析与討論。

   破字當頭

    在文革中，毛澤東提出過一個口號：“破字當頭。”乍一看去，這個口號也滿有道理，如毛澤東所說，“破就是批判，批判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可是問題在於，天下沒有十全十美之事。對任何事情你都不難批上几句，也不難講出几分批的道理；但倘若你据此就將該事物破掉，那么天下就沒有什么事還能立得住的了。無怪乎當年那批年輕才疏的紅衛兵們，僅憑著三言兩語，就把人類几千年的文明否定得一干二淨。必須懂得，對一件事批上兩句，這是一回事；否定一件事，這完全是另一回事。由此引出的兩條教訓是：第一，我們不能輕易地否定一件事，只因為它有某种缺陷，除非我們知道有更好的替代物。第二，我們也不能輕易地對一件事妄加批評，只因為它不具有我們希望的某种品質。例如我們不能批評一匹馬為什么不長翅膀，因為馬本來就沒有翅膀，雖然我們都承認馬若有翅膀一定更完美。

   看來曹長青不曾思考過這些問題。譬如，曹長青批評“見好就收”策略，理由之一是這個策略“以抽象的詞匯作為策略標准”，“帶有先天的隨意性”，“缺乏具体的測量尺度”。他說，按照你胡平的分析，八九民運中出現了六次“好”的机會，如果人們見到第一次“好”就收了，那不是錯過後來的五個“好”了嗎？ 其實，我在《反思》第四章第十三節中對此已經作過清楚的解釋。我指出：第一，大多數策略原則都是抽象的，它需要人們正确地應用於實際。第二，這些抽象原則畢竟還是重要的，知道不知道是大不一樣的。第三，人們常常是貪圖“更好”或“最好”而不重視已經到手的“好”，結果反而得到了“坏”。中諺云：“過猶不及”，但我們宁可失之“不及”而不要失之“過”。第四，搞政治不是一錘子買賣，“見好就收”不是“見最好就收”，因為這里的“收”不是永遠的停止，而只是一個輪次的結束。

   對於這個問題，換一個角度考慮也許更明白。曹長青不妨先問問自己，假如“見好就收”不是真正的策略原則而只是文字游戲，那么真正的策略原則又應該是什么樣子呢？如果我們 不是破字當頭，一開始就從批、從破的角度想問題，事情就明朗得多。

   眾所周知，古代兵法上有一條著名的策略叫“置之死地而後生”。想當初，韓信就是運用這條原則，背水結陣，大敗陳余；可是，《三國演義》里的馬謖也是運用這條原則，把軍隊駐扎在山上，結果丟掉了街亭。同樣一條策略，運用後果如此不同。按照曹長青的邏輯，那便證明此策略純屬文字游戲。“死地”，什么叫“死地”？什么樣的“死地”能“而後生”？什么樣的“死地”是自尋死路？太隨意了，“沒有具体的測量尺度”嘛。

   若說“具体的測量尺度”，兵法上似乎也有几條，譬如說“十則圍之倍則戰”。這是說，如果己方兵力十倍於敵，可包圍之；如一倍於敵，可正面交鋒。看來是很具体了。可是，當年陳余正是熟記這條兵法，仗恃自己的兵力胜過漢軍一倍以上，不听謀士李左車之計，与韓信正面交手，結果全軍覆沒。奈何？

   有立才有破。批評者若要批評別人提出的策略原則不夠格，其前提是批評者自己必須對什么是真正的策略原則具有明确的概念。遺憾的是，曹長青顯然沒有這樣的概念，他大概連什么是真正的策略原則這個問題壓根就不曾思考過。否則，他很容易發現抽象性實在是大部份(如果不是全部的話)策略原則的共同特點。算不上什么毛病，更构不成否定和取消的理由。若說策略原則可以明确具体到如此程度，以至於三尺孩童，只要記熟口訣便可所向披靡，只怕天下無此好事。由此可見，批字當先，破字當頭并不是正确的思想方式。文革中，大批判寫滿了几百万吨紙，而今又留下了些什么呢？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复也。”這段話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孔子說：“不是他心里想著某個問題，极想了解而不能了解的時候，我不去啟示他得到這個問題的了解。不是他想說一句話而說不出來的時候，我不去引導他把想說的說出來。因為天下的事理無窮，哪能一一說得盡呢？必須听話者自己有悟性，能就這件事推想到其它事情上去，道理才能貫通。就像一件四角形的物品，如果我舉出一角，而他不能推悟出其它三個角來，我就不必重复的和他講了。”(依《四書集解新釋》，台北，正言出版社)

   切莫以為孔子是在擺出老師資格教訓人，這里所講的實在是一個人想問題發議論應該采取的基本態度。

   對歷史的非歷史態度

    批評的前提是理解。這應是不言自明之理。所謂理解，就是要設身處地。即便是對罪犯也應如此。在法庭上，我們允許被告一方為自己申辯，就是為了讓大家能夠對他有設身處地的理解。“文革”大批判的特點就是完全不管別人講話的時間、地點、條件、對象和目的，對歷史采取非歷史的態度。

   曹長青批評我當年寫的《論言論自由》、“立論沒有脫离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通篇也沒有質疑共產党統治的合法性這一使人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的基本原因。”他特地指出：“這种思想局限，并不是僅僅用政治環境所迫，必須采用策略所能解釋的，因為它最初不是發表在官方出版物上，而是張貼在‘民主牆’上的。”讀者想必能料到，如果我當年把文章寫成如今曹長青要求的那樣，十之八九是會進監獄的；因此，曹長青等於是責備我既要爭自由，干什么不肯進監獄。

   對於這番批評，我已有另文(《沒有理解，焉有批評》)詳答。這里，我試圖從更一般的角度 就理解的問題再作一些說明。

   當代政治哲學家里奧·斯特勞斯一再提醒人們要善於理解別人的著作。他指出，生活在專制社會的哲學家們為了避免迫害，常常會采用某种比較晦澀、比較不直接的方式進行寫作；因此，我們在閱讀他們的著作時應該考慮這种特殊的情境。這當然不是什么新發現，斯特勞斯只不過是把一個廣為人知的現象再次予以強調而已。我們知道，就連列宁也承認他那些發表在沙俄治下的著作是采用了所謂“伊索式的語言”，誰又能說列宁這些著作的革命性便因此而遜色了呢？斯特勞斯告訴我們要熟悉作者當時的術語，了解作者當時的思想傳統。因為“一旦我們(用自己的方式)開始詮釋，(思想的)傳統和連續性就消失了。”他強調我們必須把一部著作放在當時的脈絡里來解讀，但是我們必須了解的是作者對於其時代脈絡的理解，而不是把著作硬塞進由我們的學識所构建出來的知識系統里。斯特勞斯最關心的是如何找出一部著作所要論辯的對手以及所欲說服的對象。既然我們面對的專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旗號的專制，我們所要說服的對象是奉馬克思主義為真理的群眾，那么，引用馬克思的某些有相同內容的話顯然就比引用穆勒的話更見效。斯特勞斯強調歷史情境重要性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認為過去的政治思想一定會在無意中反映哲學家所處的時代，而是因為哲學家很可能會刻意地用一种适合於當時情境的方式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因此，我們要理解一部著作，不但要考查著作本身，而且還必須注意它所針對的現象。

   斯特勞斯認為，過去哲學家們所從事的其實是“通俗寫作(exorteric writing)，英文中的exorteric的意思是“普通的，通俗的”，“(對公眾或外行人)公開的”。這就和在學術自由環境下的學院派寫作不一樣。斯特勞斯特別重視柏拉圖“因人施教”的對話錄形式，在這些對話錄中，蘇格拉底采用了講反話(irony)方式，在辯論中佯做無知，先接受對方的結論，然後再用步步詰問的方法引出自己的結論。無獨有偶，東方哲人孔子也是運用的類似的形式。《論語》采對話体。同樣一個“仁”字，孔子對不同的提問者給予不同的回答。這表明針對特定情境和特定對象闡述道理的意義。通俗寫作的另一層原因是教育的需要(也就是我講的啟蒙的需要)。斯特勞斯指出，只有從公眾最初的觀點出發，而不是一開始就排斥公眾的錯沼^點，逐步地引導，才能使他們趨近真理。

   懂得上述一番道理，事情就比較清楚了。《論言論自由》的目的是給共產專制的“阿基里斯之踵”予有力的揭露和打擊，為自由民主提供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和旗幟。我之所以采取了當年那种特殊的寫法，是為了讓它對盡可能多的中國人具有盡可能大的說服力。如果我依照今日曹長青的批評而采取了另一种寫法，那只會嚴重地削弱此一效果。事實上，當年倡導自由化的許多朋友都不謀而合地采取了同樣的寫作方式。他們做的很好、很對。

   另外，我們當年采取那种寫作方式，其實和勇敢不勇敢無關。盡管說自保決不一概等於怯懦，更重要的是，我們當時的目的，本來就是要樹立一种政治性的勇敢，樹立一個具有尋常智力和尋常勇气的人也可以有力有效地投入民運的范例。我們正是想向大家證明：你們看，我們說了、做了，沒什么危險，你們也可以來，大家都可以來；參加的人越多，專制就垮得越快。難道不是這樣的嗎？民運的胜利既离不開少數英勇者的獻身，同樣也离不開給廣大的、“具有一般智力与勇气的常人提供一個他們既容易領悟，又不害怕公開堅持的原則”，從而形成千軍万馬的廣泛參与。在當時，我們已經有了這樣的原則，這樣的環境。十六年後的中國，形格勢禁，眼下我們更需要為尋找和确定和推行這樣一种原則、這樣一种范例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