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楊瑞（ＲＡＥ ＹＡＮＧ）在她的回憶錄《吃蜘蛛的人》（ＳＰＩＤＥＲ ＥＡＴＥＲＳ）里提到庄周夢蝶的故事。庄周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醒來後感到困惑：自己到底是庄周，做夢變成了蝴蝶，抑或自己本來是蝴蝶，做夢變成了庄周？楊瑞想起這個故事，因為她感受到類似的困惑。她曾經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被周圍的人愛著，也愛著周圍的人；可是後來，她變成了一個滿口沖沖殺殺、造反有理的紅衛兵，批斗自己的老師，批斗當權派；後來，她自愿奔赴千里之外的北大荒，在農場養豬，不嫌髒不嫌累，說話粗聲大气，連喝几杯酒都不臉紅；再後來，她又以自學者的身份（她只有初中學歷）考取研究生；其後又自費赴美國留學，得了博士學位，在美國的一所大學教授比較文學，在美國同事的眼中，她是地道的中國人，然而在中國朋友看來，她已經非常西方化。當楊瑞回憶自己的過去，看到的是一個個在不同的時期的不同的“我”，她忍不住要問自己：這一個個的“我”難道會是同一個人嗎？這個人難道就是我自己嗎？在這一個個“我”中，哪一個“我”才是真正的我？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樣的人？

    不要以為楊瑞是來到了西方後才發生了認同的困惑。事實上，留在本土的中國人也有類似的困惑，而且往往更強烈。正象崔健的一首歌中唱到的那樣：“不是我弄不明白，這世界變得太快。”從那以後又過了差不多十年，中國又發生了新的巨大的變化，一般人在生活中的位置、角色以及觀念也發生了新的變化。相比之下，那些移居西方多年的中國人所經歷到的變化常常還要少一些。華僑的中國性每每停格於他們去國的時代。無怪乎這批新華僑們偶爾回國探視，常常在母國的巨大變化面前感到迷惑莫解。街道市容變得難以辨認還在其次，更大的變化在於人們的言談舉止作派以及彼此打交道的方式。這和過去的情況不一樣。過去，海外游子回國，國人嫌你洋气；如今卻相反，如今是國內人嫌海外人土气，另外還嫌海外人呆气，也就是嫌你在為人處世上還要遵守某些規則——或者是你過去在國內時就遵守的規則，或者是你到海外後習得的規則，而這些規則要么是國內的朋友們從來就不曾遵守過，要么就是讓他們早扔到九霄云外了。

    當代中國，變化巨大，變化頻繁。當我們回首往事，試圖給我們過去几十年的生活作出一番整体的描述時，我們發現，我們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支离破裂，缺乏一貫性，它不象是一部長篇小說，而更象是几部互不相連的短篇：除了其中的人物沒有變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在變，從場景到詞匯，我們似乎總是在面臨新的陌生的、未曾預計到的生活，它使得昨天都顯得十分遙遠和毫不相干。我們的自我尤其在變，在不同的時期呈現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面孔，我們總是在不斷的調整設計，不斷的從頭開始，象在同一張底片上多次曝光，到頭來連我們自己都認不同自己。這不是某些單獨的個人的問題，這是我們几代中國人的共同經驗。

    大變動難免不引起所謂認同的危机。現在，許多人都承認在文革的歲月中，我們迷失了自我，中國人變得不象中國人。那么，今天的情況又如何呢？听一听國人對現狀的各种抱怨，尤其是對世態人心的強烈抱怨，我們就得承認，今天的中國人也不符合中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人。在如此迷茫的情況下說“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世紀”恐怕是沒有多少意義的，既然我們連下一世紀的中國人會成為什么樣的中國人都沒有明确的概念。

    不能把這种認同危机簡單地歸結為傳統与現代的沖突，似乎今天中國人面臨的問題和一百年前沒有兩樣。不妨拿香港人、台灣人和大陸人相比，一般的感覺是，香港人和台灣人更現代或曰更西化，但同時也更傳統。中國大陸人的問題顯然与近半個世紀的共產党制度密切相關。這套制度既反傳統反西化，但又是傳統与西化結合的一個怪胎。講到共產党統治對中國人的影響，我們有必要參照蘇聯和東歐的事例。直到蘇聯東歐實現民主轉型之前，大陸的中國人都和蘇聯人東歐人更為相象，而和香港及台灣的中國人區別更大。共產党統治抹殺民族差异文化差异，曾經一度，它居然好象做到了這一點。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蘇聯、東歐，政治体制經濟体制彼此相似，官方樹立的“共產主義新人”樣板彼此相似，普通老百姓的工作態度生活態度彼此相似，就連這一制度的反對者，從獨立的异議人士到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其反對活動在內容上和形式上也大同小异。問題在於，共產党統治的歷史太長，長到足以破坏舊的傳統；共產党統治的歷史又太短，短得它來不及形成自己的傳統。共產党今日的失敗和它昔日的胜利一樣徹底，是故，在後共產時期，我們看到的象是一片精神的廢墟。

    去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在北京舉行了一場官方主辦的歌舞慶祝大會。大會的主題歌叫“我是中國人”。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流行的一首合唱歌曲，名字叫“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人有歸屬的需要，他需要把自己歸屬於人類的某一群体。我們知道自己是人，因此，我們不會問自己“我是什么”，我還會問自己“我是什么人”。這就是為什么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後，民族主義迅即填補真空的原因。亨丁頓指出，冷戰之後，世界面臨的是文明的沖突。中國人則被歸為儒教文明。可是，作為中國人，我們自己身上到底還有多少儒教文明呢？過去，人們自稱無產階級，自稱革命派，那固然不等於說他們自己就已經很無產階級化了，很革命化了，但那至少表明他們愿意用無產階級化和革命化的標准要求自己。現在，儒教對國人卻并無此等規范作用。畢竟，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不同於血統意義上的中國人。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不是生成的而是變成的。不錯，生而為中國人，我們更傾向於在中國文化中尋找自己的歸屬，可是，什么是中國文化？時至今日，在中國的文化早已不止是傳統的中國文化。我們對知識的欲望、對物質的欲望已經從傳統的限定中解放出來。這就使我們很難再回复到傳統的中國人。其實，當一些中國人宣布“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時，那無非是說，憑著中國人的勤勞智慧，當然，也是憑著中國人口的巨大數量，中國、中國人將在下一世紀的世界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至於說那時的中國和中國人將具有怎樣的中國性，這种中國性又將怎樣的相异於美國或俄國性，在它們之間，究竟是相似重於相异，還是相异重於相似，則往往未被涉及。

    眾所周知，一百年前，中國的大門是讓西方的大炮給轟開的。然而，中國這一次對外開放卻是源自其內在的沖動。這一次是中國人主動地走向世界，可是它又不同於文革。文革期間，國人也有過走向世界的沖動（雖然并不曾實郏�，見之於當時流行的革命口號“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插遍全世界”。這個口號看上去是民族主義的，其實倒更是世界主義的。因為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毛主義不僅适用於中國，也同樣地适用於全世界。毛主義的偉大不在於它是中國的，因為真理沒有國界之分。正象當初中國人把馬克思主義奉為指針，他們并不認為自己就是在被西化；正象當初中國人決定走俄國人的路，他們也不認為自己就在被俄化；同樣的，把毛主義大旗插遍全世界也不意味著把世界中國化，不等於傳統的“以夏變夷”——當然，在這個口號背後不是沒有中國人的民族驕傲。這一次中國的對外開放，主要也是基於世界主義。在八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討論熱潮中，許多論者把傳統中國文化視為落後的同義詞，把現代西方文化視為先進的代表。說來也有趣，當初的閉關鎖國反而刺激起世界主義，推動對外開放，而對外開放卻又回過頭來刺激起民族主義（越是和外國人打交道越是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這看上去象是兜圈子，其實不然。因為今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与其說是出於對西方的拒斥，不如說是出於對西方的接納，是出於對人類价值標准的普遍性的肯定。當一些中國人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時，他們是希望在下一個世紀，中國人能在若干重大指標上占据領先地位，而這些指標本身被視為普遍的，共同的，盡管它們主要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的或規定的。孔子認為，人們在本性上是相近的，在習俗上則相距較遠。這意味著，隨著彼此間交往的增長，人們會在許多基本准則的問題上（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更趨於相似，而在生活習慣上的差异則可能較長時期地保持下去。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在未來，中國會失去自己的傳統呢？也不是。中國的傳統如此博大丰富，某一部份的革除常常意味著另一部份的光大。君不見天安門城樓前矗立的兩只高大的華表，兩千年來它們一直作為裝飾物，而且常常是用來炫耀權勢，可是在遠古時代，它被稱為謗木，立於交通要道，供民眾自由發表意見批評政府。一旦我們結束了專制的傳統，我們不也就是光大了我們的自由的傳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