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ＲＡＥ ＹＡＮＧ）在她的回忆录《吃蜘蛛的人》（ＳＰＩＤＥＲ ＥＡＴＥＲＳ）里提到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後感到困惑：自己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抑或自己本来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杨瑞想起这个故事，因为她感受到类似的困惑。她曾经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被周围的人爱着，也爱着周围的人；可是後来，她变成了一个满口冲冲杀杀、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批斗自己的老师，批斗当权派；後来，她自愿奔赴千里之外的北大荒，在农场养猪，不嫌脏不嫌累，说话粗声大气，连喝几杯酒都不脸红；再後来，她又以自学者的身份（她只有初中学历）考取研究生；其後又自费赴美国留学，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在美国同事的眼中，她是地道的中国人，然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已经非常西方化。当杨瑞回忆自己的过去，看到的是一个个在不同的时期的不同的“我”，她忍不住要问自己：这一个个的“我”难道会是同一个人吗？这个人难道就是我自己吗？在这一个个“我”中，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不要以为杨瑞是来到了西方後才发生了认同的困惑。事实上，留在本土的中国人也有类似的困惑，而且往往更强烈。正象崔健的一首歌中唱到的那样：“不是我弄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太快。”从那以後又过了差不多十年，中国又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一般人在生活中的位置、角色以及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相比之下，那些移居西方多年的中国人所经历到的变化常常还要少一些。华侨的中国性每每停格於他们去国的时代。无怪乎这批新华侨们偶尔回国探视，常常在母国的巨大变化面前感到迷惑莫解。街道市容变得难以辨认还在其次，更大的变化在於人们的言谈举止作派以及彼此打交道的方式。这和过去的情况不一样。过去，海外游子回国，国人嫌你洋气；如今却相反，如今是国内人嫌海外人土气，另外还嫌海外人呆气，也就是嫌你在为人处世上还要遵守某些规则——或者是你过去在国内时就遵守的规则，或者是你到海外後习得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要么是国内的朋友们从来就不曾遵守过，要么就是让他们早扔到九霄云外了。
   
    当代中国，变化巨大，变化频繁。当我们回首往事，试图给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作出一番整体的描述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支离破裂，缺乏一贯性，它不象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更象是几部互不相连的短篇：除了其中的人物没有变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在变，从场景到词汇，我们似乎总是在面临新的陌生的、未曾预计到的生活，它使得昨天都显得十分遥远和毫不相干。我们的自我尤其在变，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面孔，我们总是在不断的调整设计，不断的从头开始，象在同一张底片上多次曝光，到头来连我们自己都认不同自己。这不是某些单独的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几代中国人的共同经验。

   
    大变动难免不引起所谓认同的危机。现在，许多人都承认在文革的岁月中，我们迷失了自我，中国人变得不象中国人。那么，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听一听国人对现状的各种抱怨，尤其是对世态人心的强烈抱怨，我们就得承认，今天的中国人也不符合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在如此迷茫的情况下说“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世纪”恐怕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既然我们连下一世纪的中国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中国人都没有明确的概念。
   
    不能把这种认同危机简单地归结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似乎今天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和一百年前没有两样。不妨拿香港人、台湾人和大陆人相比，一般的感觉是，香港人和台湾人更现代或曰更西化，但同时也更传统。中国大陆人的问题显然与近半个世纪的共产党制度密切相关。这套制度既反传统反西化，但又是传统与西化结合的一个怪胎。讲到共产党统治对中国人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参照苏联和东欧的事例。直到苏联东欧实现民主转型之前，大陆的中国人都和苏联人东欧人更为相象，而和香港及台湾的中国人区别更大。共产党统治抹杀民族差异文化差异，曾经一度，它居然好象做到了这一点。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东欧，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彼此相似，官方树立的“共产主义新人”样板彼此相似，普通老百姓的工作态度生活态度彼此相似，就连这一制度的反对者，从独立的异议人士到大规模的群众
   示威，其反对活动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也大同小异。问题在於，共产党统治的历史太长，长到足以破坏旧的传统；共产党统治的历史又太短，短得它来不及形成自己的传统。共产党今日的失败和它昔日的胜利一样彻底，是故，在後共产时期，我们看到的象是一片精神的废墟。
   
    去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官方主办的歌舞庆祝大会。大会的主题歌叫“我是中国人”。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流行的一首合唱歌曲，名字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人有归属的需要，他需要把自己归属於人类的某一群体。我们知道自己是人，因此，我们不会问自己“我是什么”，我还会问自己“我是什么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後，民族主义迅即填补真空的原因。亨丁顿指出，冷战之後，世界面临的是文明的冲突。中国人则被归为儒教文明。可是，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身上到底还有多少儒教文明呢？过去，人们自称无产阶级，自称革命派，那固然不等於说他们自己就已经很无产阶级化了，很革命化了，但那至少表明他们愿意用无产阶级化和革命化的标准要求自己。现在，儒教对国人却并无此等规范作用。毕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不同於血统意义上的中
   国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不错，生而为中国人，我们更倾向於在中国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归属，可是，什么是中国文化？时至今日，在中国的文化早已不止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我们对知识的欲望、对物质的欲望已经从传统的限定中解放出来。这就使我们很难再回复到传统的中国人。其实，当一些中国人宣布“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时，那无非是说，凭着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当然，也是凭着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中国、中国人将在下一世纪的世界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至於说那时的中国和中国人将具有怎样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又将怎样的相异於美国或俄国性，在它们之间，究竟是相似重於相异，还是相异重於相似，则往往未被涉及。
   
    众所周知，一百年前，中国的大门是让西方的大炮给轰开的。然而，中国这一次对外开放却是源自其内在的冲动。这一次是中国人主动地走向世界，可是它又不同於文革。文革期间，国人也有过走向世界的冲动（虽然并不曾实践），见之於当时流行的革命口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这个口号看上去是民族主义的，其实倒更是世界主义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毛主义不仅适用於中国，也同样地适用於全世界。毛主义的伟大不在於它是中国的，因为真理没有国界之分。正象当初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指针，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在被西化；正象当初中国人决定走俄国人的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就在被俄化；同样的，把毛主义大旗插遍全世界也不意味着把世界中国化，不等於传统的“以夏变夷”——当然，在这个口号背後不是没有中国人的民族骄傲。这一次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
   也是基於世界主义。在八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讨论热潮中，许多论者把传统中国文化视为落後的同义词，把现代西方文化视为先进的代表。说来也有趣，当初的闭关锁国反而刺激起世界主义，推动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却又回过头来刺激起民族主义（越是和外国人打交道越是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看上去象是兜圈子，其实不然。因为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出於对西方的拒斥，不如说是出於对西方的接纳，是出於对人类价值标准的普遍性的肯定。当一些中国人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时，他们是希望在下一个世纪，中国人能在若干重大指标上占据领先地位，而这些指标本身被视为普遍的，共同的，尽管它们主要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的或规定的。孔子认为，人们在本性上是相近的，在习俗上则相距较远。这意味着，随着彼此间交往的增长，人们会在许多基本准则的问题上（如政治制度经济
   制度）更趋於相似，而在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则可能较长时期地保持下去。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中国会失去自己的传统呢？也不是。中国的传统如此博大丰富，某一部份的革除常常意味着另一部份的光大。君不见天安门城楼前矗立的两只高大的华表，两千年来它们一直作为装饰物，而且常常是用来炫耀权势，可是在远古时代，它被称为谤木，立於交通要道，供民众自由发表意见批评政府。一旦我们结束了专制的传统，我们不也就是光大了我们的自由的传统吗？□
   
   ——《北京之春》199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