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郑义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生态与环保方面的大部头著作，心中还暗暗替他惋惜。大约八年前我和郑义有次长谈，我们都感慨人生苦短，而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曾开始去做，再不沉下心来去写我们以为更重要，也是准备最长期，自以为最擅长的东西，只怕就来不及了。郑义是写小说的，我以为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当然还是小说。后来他果然完成了一本小说《神树》，但我相信这并不是他所许诺的那一本。如今，郑义端出这本五十万言的《中国之毁灭》，只粗粗浏览便感觉其厚重的分量。我不再替郑义惋惜了，虽然我仍然吃不准他若用此精力去写小说，成就是否会更高些。
   
   近些年来，中国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国人无不深有感触。许多常在大洋两岸跑来跑去的人都说，回到中国，首先让你不适应的莫过于污浊的空气。我先前也读过一些有关中国生态环保方面的调查报告，读后总不免忧心忡忡。这次读郑义的书，本以为不会再引起什么震撼，结果不然。
   
   《中国之毁灭》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对中国生态环境的描述，下篇是对中国生态灾难的制度分析，结尾两章是对国运的分析与预测。作者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冷静的理性分析，得出结论：中国正在急速地坠入生态崩溃。社会解体。这场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如刘宾雁先生在为郑义这本书写的序言里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只有导致一些国家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死亡的欧洲十五世纪的黑死病可以与之相比”。就算你对上述结论还有保留，你想必也会承认中国的生态环境确实已经恶化到相当危险的程度。

   郑义说：“我最重要的发现是，‘公有制’，特别是两权分离的‘公有私营制’是生态环境的第一杀手。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所有权与使用(经营)权之分离，造成了史所未见的环境与资源破坏，从而把一个尚有希望的中国引向毁灭。”事实上，早在改革初期，农村刚刚实行所谓“土地承包制”时，种种短期行为和掠夺性经营就已经泛滥成灾，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就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公有私营”的“中国特色”依然如故，我们有多少资源经得起这般破坏？
   记得八七年来到美国，落脚于波士顿，朋友开车带我去近郊的瓦尔登湖游览。从哈佛所在的剑桥出发，不过十几分钟，我们就离开了城区，只见青山绿水，鲜花芳草，天空清澈如洗，感觉简直不象是真的。我忍不住说：“美国人整天嚷嚷他们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我还以为问题有多严重了呢，这不是挺好的吗？”由此我醒悟到，中国的生态环境才真的是有严重问题，而更糟糕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起码是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
   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都不是现代问题。有关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观念，在古代，不论东方西方都有人提出过；不过在现代，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观念首先是、也主要是西方人提出来或重新提出来的。大约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专家学者和环保人士，一提起生态环境被破坏，每每归咎于资本主义，归咎于大工业、高科技和现代化。有些环保人士甚至向往社会主义，向往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实，这些观点是很片面的。
   首先，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问题。在古代，人类出于无知和贪婪，也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巨大的破坏。高科技、大工业是双刃剑，它们既可以极大地加强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也可以极大地加强人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
   不错，资本主义鼓励人们不断扩大再生产，刺激人们物质消费，这就可能怂恿人们开发过度，从而破坏生态环境；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有明确归属，所有者出于自利动机，对自己的东西(包括自己拥有的资源和环境)会比较爱护，比较有长期观点。
   另外，我们这里说的资本主义，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各种理念、各种利益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自己的力量，使用包括选票在内的多种手段施加自己的影响。在西方，环保思潮深入人心，其影响力不可低估。这就对破坏环保的力量构成有效的制约。环保思潮和环保组织(包括绿党)首先出现在西方并且获得重大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西方的环保问题最严重最恶劣，而是因为西方社会最自由最民主。
   有人说，身为世界首富，美国人消耗的自然资源最多，因而是生态环境的最大破坏者；美国之所以能够较好地维护本土的环境，那不过是因为它拼命掠夺和消耗别国的自然资源而已。
   上述说法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发达国家消费的自然资源，确有许多是取自发展中国家；但不是靠强占掠夺，而是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立足于双方自愿，光你想买不行，还得人家想卖。据说这些年来，中国的文物古董大量流失西方，有识之士莫不忧虑。然而这次文物古董的流失并不象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并不是西方人抢去偷去的，而是中国人自己走私卖掉的。与此类似，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贪图赚取外汇，不顾本国生态环境蒙受损害，大量出卖本国资源。最能说明问题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时，是美国政府提出要加进保护环境(以及保护劳工)的条款，而中国政府却断然拒绝！在这里，我们更应该谴责谁呢？
   过去，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发现，越是属于大家的东西越是没人管，所以，公有制在保护环境方面乏善可陈。尽人皆知，公有制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效益低下，但反过来看--有些人或许会以为--正因为在这种制度下的人们缺少发展经济的强烈冲动，那么在理论上，它固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闲置荒废，但也免去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统治者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总想一步登天，为了创造人间奇迹，每每异想天开，做出许多荒谬绝伦的举动。他们有着追求高产出的冲动，但少了一分对投入的算计，包括也少了一分对自然资源的爱惜。仅仅是五八年的一场大炼钢铁运动，全中国就有多少山林毁于一旦。可见，公有制计划经济绝不象西方一些左派想象得那样有利于环境保护。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转而实行“公有私营制”，正好集中了两种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弊病而又没有制约，情况怎么能不变本加厉，更趋恶化呢？
   如郑义所言，现今中国实行的“公有私营制”是生态环境的第一杀手；问题是中国政府还从中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中共深知自己的统治早已丧失合法性，唯有在坚持政治高压的同时力保经济的高速发展，才可能继续维持其统治(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力保经济的高速发展，就免不了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寅吃卯粮，一切只顾当下，“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中国之毁灭》一书，引用的资料数据相当丰富，案例的举证说明也很深刻中肯，在理论分析上不乏独到之见，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生态与环保问题极有分量的一部著作。关心中国事务者不当错过。
   《中国之毁灭》是一则不祥的预言，但愿国人能警醒，也许还不算太晚。
   (《中国之毁灭》，郑义著，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