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人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我倒纳闷，“六四”之后，中国如何还能有写实文学，而且还是反映当下现实的写实文学？我是说，“六四”给中国投下巨大的阴影。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只要你往深处探寻下去，都很难绕过“六四”；然而“六四”又是官方的头号禁忌，这样，在中国大陆文学界怎么还能产生反映当下现实的写实文学呢？
   
   然而，这种文学确实有，而且还很丰富。你不能不佩服中国作家巧妙回避残酷现实的本事。
   
   从互联网上得知，阎真写的《沧浪之水》赢得《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我和阎真有过一面之交，他写的那本《白雪红尘》(香港明镜版书名，大陆版的书名是《曾在天涯》)我先前读过，很喜欢。于是又找到《沧浪之水》，打开一读，竟比预期的还好。和《白雪红尘》一样，这本《沧浪之水》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人物和不寻常的事件，更没有时下流行的性描写。难得作者能把如此平淡、如此琐碎的生活写得这么好看，这么耐看。
   
   《沧浪之水》写知识分子，写官场。和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较为深入地刻划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其成功之处在此，其失败之处也在此。
   
   池大为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工作单位，起先，他以自己的理想主义抵抗着周遭的平庸与腐败，但是随后不久，池大为就放弃了他的价值坚守，走进了那个平庸腐败的世界，最终变成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许多评论者称赞作者把这样一段过程，尤其是把这一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写得相当真切。我的看法相反。我恰恰认为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是不真切的。假如说许多论者看不出问题，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作为同时代人，对这样的故事和心路历程太熟悉，因而太容易引发共鸣引发感触，反而对遗漏之处失去敏感失去觉察了。好象两个老朋友之间的对话，你只消说出半句，对方就全懂，但换成外人旁人就弄不明白了。换成一个不同背景的人读这本书，一定会提出问题：一个怀抱如此高崇高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何以如此轻易地就放弃初衷，屈服于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呢？
   
   首先，池大为不是当年王蒙笔下“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他原先秉持的理想主义，并不是官方的那套理想主义，因此，在接触到丑陋的现实时，他不应该感觉困惑而应该早有精神准备。
   
   其次，池大为心目中的榜样(包括他的右派父亲和《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里的人物)基本上都是鄙视世俗成功，敢于承担命运的锤击的具有相当悲剧色彩的英雄，因此，他理当在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勇气和抗争。
   
   再者，池大为原先的境遇并不特别窘迫，远远没到走投无路因而看上去屈服势在难免的地步；另外，他面对的诱惑也并不格外优厚，远远没到让人头晕目眩，难以自持，只要一旦变节卖身，荣华富贵就滚滚而来的程度。
   
   问题是，一种如此高亢激昂，富于批判性的理想主义怎么会如此脆弱，在既没有强大的压迫又没有强大的诱惑，还没经过任何积极的抗争就仓皇败阵，并转而向敌人投降了呢？
   
   --除非是这种理想主义遭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池大为本人或许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但是，当树上的一只鸟被猎枪击落，其余的鸟也就不会还站立在那棵树上了。
   
   现在的时髦是把道德理想的沉沦和人文精神的衰落怪罪于市场经济。不少评论《沧浪之水》的文章也沿袭这套思路，很让人感觉滑稽。众所周知，在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人们的价值追求相当多元化，决不都是唯利是图。再说《沧浪之水》写的是官场而非商场，池大为走的是一条由升官而发财的道路，那正好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常态。更何况池大为走的这条升官路，还不是凭勤勉凭政绩，而是靠胁肩谄笑，靠阿谀逢迎；在这里，当官能在经济上捞到的好处也不在于薪水高，而在于权力的种种有形无形的特权。这些明明都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能怪罪于市场经济呢？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心态，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心态，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历史事件就是“六四”。按照小说的描写，本来，池大为对官场的上谄下骄、贿赂腐败是极其厌恶的。象他这样一个成长于思想解放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应该不知道，倘若有舆论监督，有开放选举，官场风气断然不会堕落如斯。因此他并不缺少抵制堕落的精神资源，即便池大为缺少正面抗争，鼓吹政治改革的行动，至少他应该怀有对自由民主的热烈向往，因而应该有洁身自好，拒绝同流合污的底气。只有当池大为们目睹到“向上突破”遭到严重的挫败，从此吓退了那份念头，他们才会“掉头向下”，反过来向他们往日鄙视的痞子看齐。“躲避崇高”，“渴望堕落”，必然发生在理想主义的大溃败之后。不触及“八九”，不触及“六四”，那怎么说得清楚呢？我可以体谅作者不写“六四”，然而，作者既然要深入描写池大为的内心，他就不可能避开“六四”。避开了“六四”，池大为的心态变化就不可理解。
   
   文章千古事，真替作者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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